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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私人财产占总量的百分比是多少。所产生的数据，随即变成了有关非洲的最为著名的数据之一：到1990年，38％的私人财产在国外。这一比重比任何其他地区都要巨大。甚至远远高于中东地区，那里遍地是石油和沙漠，国家鼓励向海外投资也不足为奇。非洲融入了全球的金融经济，但却是沿着错误的方向：世界上资本最为匮乏的地区在出口它们的资本。（从我对我们如何得出38％这一数字的描述当中，可以推测出我们所用的方法并不够精准。我们能够肯定地说资本外逃确实一直存在，但究竟有多少我们并不能准确地计算出来。）

所以，非洲人正在将自己的钱包往外掏，让他们的资金流出这一地区。是什么造成了如此大量的资金外逃？如果你问一问非洲人，他们会告诉你是因为腐败。那些当权者掠夺公共资金，然后安全地送往国外。这当然说明了部分问题，但却并没有说到问题的关键上。例如，印度尼西亚就曾有过一次世界级别的腐败。苏哈托总统将〃亚洲家庭价值观〃（我们客气地这样称呼它）发挥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度上，他的贪腐数额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但这些钱中绝大部分还是被他留在了国内。而非洲人的钱，无论是贪腐得来，还是诚实劳动得来，都被他们拿出了非洲，因为投资的机会少得那样可怜。投资机会如此之少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家被困在了这样或那样的陷阱之中。资本外逃就是对于陷阱的一种回应。在专业经济学的诡辩语言中，资金外逃被称为〃资产组合选择〃：人们将他们的财产投入到可以产生一个合理而安全的回报的地方。我们如何得知哪里是这种理想之地？我们试图从统计学上解释这种资产组合选择。例如，为什么1980年的印度尼西亚将它们几乎所有的财产都放在了国内，而1986年的乌干达却将它们2/3的财产都投到了海外？我们试图给出一整套解释，比如对腐败的评估和对资本回报的评估。我们发现投资机会如此之少，除了因为陷阱降低了资本的回报之外，也因为投资者通过像上述《机构投资者》的评分那样的指南，对这些国家的高水平风险有所认知。可信度问题不仅仅吓跑了国外的投资者，它也同样吓跑了国内的投资者。

从而，尽管最底层的10亿人长期缺乏私人资本，可他们还是更多的在通过资本外逃，而不是资本流入与全球经济融为了一体。他们的资本流失部分是因为包括诸如政局不稳和政策不利的情形在内的陷阱，这些都使得国家不适宜投资。但即使是国家洗心革面，它们也还是被认为是高风险的，对发生反复倒退的担忧使得资本仍然不会流入。因而不要指望着全球资本的流动能够因为最底层的10亿人缺乏资金，就给他们提供发展。它更可能是在加固陷阱。

第三部分　第27节：军事干涉（1）

第八章军事干涉

自从伊拉克战争之后，就很难再寻求到对于军事干涉的支持了。对于我而言，本章可以说是本书当中最为强硬的一章了，因为我想要说服大家，外部的军事干涉对于帮助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国家自己的军事力量，反而要比外部的军事力量更称得上是这些国家的心腹大患。

外部的军事力量能够做些什么

直到1990年前后，国际上对衰败国家的军事干涉还仅仅只是冷战的一种延续。苏联通过古巴武装安哥拉政府，而美国则通过南非武装安哥拉的反叛组织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同盟。这些军事干涉自然没有真的帮到安哥拉。直到冷战结束之后，从不同角度的考量发起军事干涉才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使军事干涉有了合适的用武之地——驱逐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成为国际主义一种全新的胜利。科威特事件代表了一种明显需要借助国际干涉的情形：驱逐侵略者。但外部军事干涉还有其他三种重要的作用：重建秩序、维护战后和平和预防政变。

重建秩序

在科威特事件之后，出现了另一种在我看来明显可以用到军事干涉的情形：在一个崩溃的国家中重建秩序。全面的崩溃情形很少见，但也并不是没有。这种情况就发生在索马里。我之所以说这种情形显然需要军事干涉，是因为对索马里这样一片巨大的领土陷入无政府状态袖手旁观，绝对是不负责任的。所以美国进行了军事干涉，出兵索马里，发起了〃重拾希望行动〃。

不知道是美国军队自从在科威特大获全胜之后变得过于自负，还是它受到了政客们的过分操控。不管怎样，它们的多媒体增强型军事干涉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它们的目空一切（美军进入索马里的时间整整延后了2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