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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贺铭与姚玉兰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儿，取名贺苗壮。这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蓝天四姐妹中第一个受冲击的是许雅君。

十、生死之间

1966年11月某天上午10点左右，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沙河机场营门口，被执勤哨兵拦住了。从车上下来三个穿着军服、戴着红卫兵袖标的年轻军官，他们自称是“红旗造反兵团”的战士，要见机场领导。团值班员将他们领到值班室，由贺铭干事先接待他们。“同志，请问你们见我们领导有什么事？”“你是什么职务？”“团政治处干事贺铭。”“这事儿你一个小小的干事做不了主，还是让你们领导来见我们吧！”“你们不说哪方面的事，我给你们找哪位领导？”“我们要把‘三反’分子黄晓东的小老婆许雅君带走。”“请问你们有介绍信吗？”听他这么一问，三个人都笑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砸烂一切旧权威，你还迷信那些印把子，你的观念也太陈旧了。外面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你们军营里却还是波澜不惊、死水一潭。”其中一人指着手臂上的红卫兵袖标道：“现在这就是最好的介绍信。”贺铭心想三人来头不小，只有请季平化副政委出面。

季平化来后，三人向他说明了来意，他也向他们表明了态度：“我们不是‘四大’单位，许雅君同志是我团的飞行员，没有上级命令，我无权放人，你们更无权要人。”但三名造反派不死心，他们反复读毛主席语录，宣传当前的革命形势，总之是软硬兼施，然而季平化就是不同意交人。季平化的“顽固态度”使三名红卫兵恼羞成怒，他们给他下了最后通牒：“12点前你们不交人，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不用等到12点，我现在再一次明确地告诉你们，我们是决不会将许雅君交给你们的，你们可以走了！”一看季平化的态度，三人知道要人无望，只有悻悻离开，临走时他们留下话：“我们是先礼后兵，本希望你们能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坚定地站在革命派一边，不曾想你们这些保皇派甘当‘三反’分子的避风港，与造反派作对。我们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踢开你们这些绊脚石。”

造反派走后，团、站领导召开了紧急联席会议，采取了四项应对措施：一是营门实行双岗，警卫连成立应急分队；二是由沙河镇油库派出观察哨，发现情况及时通报机场；三是加强对许雅君的保护，近期内不要回家；四是与师里建立热线联系，以便及时请示汇报。团、站领导在讨论时也有不同意见，丁副主任就极力主张将许雅君交给红卫兵，他说军队应该支持革命“左”派。但他的意见被以王英团长为首的领导否决了。会后，他们将会议决定上报师里。师党委研究后同意他们的措施。

下午3点左右，场站值班室接到沙河油库的报告，说有三卡车红卫兵已过沙河大桥，正向机场开去。接到报告后，场站参谋长命令警卫连应急分队跑步到营门守卫，但不要带武器。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人墙屹立在营门口，以防造反派冲进营区。二十多分钟后，五辆解放牌儿敞篷卡车呼啸而至，从车上下来一百多名军队系统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红旗和红宝书，气势汹汹地向营门拥来。上午来过的那三位走在最前面，他们一面走一面高呼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三反’分子黄晓东！”“打倒一小撮保皇派！”造反派在营门与警卫战士形成对峙。对峙期间，红卫兵有时高唱革命歌曲，有时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季平化副政委来到营门试图与红卫兵代表对话，但话不投机，越谈越谈不拢。时间一长，双方开始有肢体冲突，嘴仗也在升级。眼看局面就要失控，突见许雅君不顾贺铭、俞素梅等人的阻拦来到了营门，她冲破警卫线，站到了红卫兵面前：“你们不是要抓我吗？我跟你们走，请不要再冲击营门，影响部队的正常工作。”说完旁若无人地向远处的卡车走去。

此时，机场干部战士的一双双眼睛都睁得圆圆的，身子僵僵的，如同泥塑一般，目送着许雅君远去。队伍中有两人在偷偷拭泪，他俩是俞素梅与贺铭。红卫兵也自动闪开一条道儿，让她大步通过，像夹道欢迎英雄似的，他们都被她大义凛然的气势所折服。快上卡车时，造反派的头头们突然回过神儿来：“不能让黄晓东的小老婆这么嚣张！”他们让许雅君停了下来，给她脖子上戴上了预先做好的大木牌，上面用墨笔写着“打倒‘三反分子’黄晓东的小老婆许雅君”，并在她的名字上用红笔打了一个大叉。两个女红卫兵还用理发推子给她理了个阴阳头。面对这些污辱人格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