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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确实对动产信贷银行的理论体系深信不疑。拿破仑三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处得不怎么样，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既不喜欢也不信任拿破仑三世。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明显地站在贝列拉兄弟一边。自1848年革命以来，靠着保驾之功，贝列拉和福尔德家族乃是当朝的红人，罗家大有被边缘化的趋势。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拿破仑三世上台也出过力，但毕竟没有波旁王朝复辟和七月王朝时代一手遮天的气势了。再加上贝列拉和福尔德在皇帝耳边不断地吹小风，詹姆斯的日子过得非常不爽。

罗斯柴尔德在法国朝廷里的靠山是曾经非常得宠的常格尼尔（Changarnier）将军。但常格尼尔将军渐渐在拿破仑三世跟前失势。1850年整年中，詹姆斯都在一边极力调和拿破仑三世同常格尼尔的关系，一边试图给自己在总统（注：当时拿破仑三世尚未称帝）面前加分：“总统似乎觉得我对他有误解，看起来我得特别注意在他跟前低调，那个福尔德又不会给我说好话。”

拿破仑三世显然更偏向福尔德，而对常格尼尔和詹姆斯关于外交政策的建议越来越听不进去了。拿破仑三世有意要除掉常格尼尔。詹姆斯一看不好，赶紧把手上的黄金往伦敦转移。他不无焦虑地说：“我宁可把金子全放在伦敦挣个区区3％的微利，也不留在法国了，拿破仑没准因为我跟常格尼尔是朋友就把我的钱没收了。我不怕他，但是得防着他。这是个政治极其肮脏的国家。”

1850年12月，常格尼尔被逮捕，标志着共和派彻底失势。詹姆斯何等精明，他从来不会把政治倾向跟商业利益混为一谈，马上见风转舵，抛弃了共和派，转而支持帝制。但立场毕竟不如贝列拉和福尔德等人坚定，多少被拿破仑三世看成了骑墙派。

1852年，贝列拉和福尔德联手打造的动产信贷银行在拿破仑三世的大力支持下正式建立，＇12＇从此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凶猛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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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传者，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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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段评价非常有意思，他既了解信用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又看清了实践信用理论的这帮人出于自身利益，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骗子。*的这段话，堪称是正确看待一切金融创新本质的经典评论。理论永远是靠人去实践的，实践理论的人有着自己的利益格局，如何将理论的目标与实践者的利益整合在一起，这是伟大的政治家与伟大的思想家之间最重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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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罗斯柴尔德（1）

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贝列拉家族被形容为“两类犹太人”的代表。前者是“北方犹太人”的典型，“永远冷静和理性”，对财富和利益的获取是超导状态下的低能耗与高效率。而后者代表“中部犹太人”，他们受益于法国对犹太人的宽松政策，因此在行事和生意上更开放和顾及公共利益，这种“心灵热度”将带来精力损耗和效率干扰。在当时的法国社会，罗斯柴尔德家族标志着“封建金融”，而贝列拉家族则代表着“*金融”。

贝列拉兄弟迅速完成了他们的银行组织工作，福尔德家的贝诺特（Benoit　Fould）出任银行第一任董事长，直到1854年退休。但是银行的日常工作一直由担任副主席的伊萨克·贝列拉负责。董事会其他成员包括在第二帝国权倾朝野的穆西（Mouchy）公爵、加利拉（Galliera）、安德瑞（Andre）伯爵、赛里尔（）男爵、清教徒银行家族的查尔斯·马利特（Charles　Mallet）和策划拿破仑三世政变称帝的奥古斯特·摩尼（Auguste　de　Morny），这个摩尼也是拿破仑三世同母异父的兄弟。＇14＇

在这一豪华阵容强力运作之下，动产信贷银行一经问世就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它定价500法郎的股票一开盘就冲上1100法郎，第4天就高达1600法郎。　1856年3月摸高到1982法郎。而分红从1853年的13％上升到1855年的40％。动产信贷银行的投资者们无不喜上眉梢，而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关于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