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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应时之作不可能像一些经典的电影、话剧那样，在艺术上那么严谨，一环扣一环。我认为相声首先强调的是它的即时性，随时随地关注老百姓关注的热点，吸收最新鲜的语言，在艺术上不必过于苛求。一段新相声，在开始的时候肯定有不连贯，甚至相矛盾的地方，没有关系，先把它表演出来，再一点一点地打磨，在实践中把它磨成精品，这样就可以保留下去了，甚至成为经典段子为后代传演。

直到今天，就是已经在电视里播出的相声，过后演员自己也感到有些地方还需要做一些改动效果会更好，观众也有类似的反映，那么，在下一次演出时就可以改进。好作品不怕改，精品往往是在不断地修改、打磨中产生的，哪一段经典的相声段子，不是经过千锤百炼才传唱至今的呢？但是相声如果失去了它的即时性特点，就与人民大众失去了血肉联系，相声就退出了普通百姓关注的中心，成为边缘性的东西，今天相声的衰落，与它的即时性缺失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人一味地强调传统相声的技巧，死抱着传统不放，不加分析地排斥即时性是很迂腐的。其实传统相声在它产生的时代是具有即时性的，之所以受到欢迎，让人们产生共鸣，是与那时的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在一台相声晚会中，穿插几个传统相声还挺好，如果全部是传统相声就不上座了，你必须有新段子，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段子。正是在这些不断出现的新的“现实生活”，不断地逼迫着我，也锻炼了我，使我积累了创作和演出“应时之作”相声的经验，也迫使我学会了如何利用传统去为现实服务，现在想来受益无穷。相声创作和演出不能养尊处优，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在面对市场经济时更要如此，不能一味地强调社会变革、观众口味变化等客观因素，还是应该多从自身找原因，多在创作上下工夫，这样才能使相声艺术永葆青春，长盛不衰。

六十年代初期，文艺界蔓延着一股强烈的极左思潮，表现在对“传统”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好像“传统”就是糟粕，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后继无人。中央已经察觉出了这种倾向，从下面一件事可以看出周恩来总理鲜明的态度。

周总理的教诲（2）

有一天，节目刚刚演完，总理留我，坐在他的身边。接着，轮到中央歌舞团演出。第一个节目是女声小合唱《放风筝》，唱的是河北民歌，总理听完发火了。这几个唱小合唱的女演员，原来是几年前总理下令，专门从陕北挑来的，放到中央歌舞团的任务是要培养她们唱好陕北民歌，保持陕北风味。可到北京后，她们已逐渐改变了原来的风格，离陕北风味越来越远了。现在倒好，这几位姑娘改唱河北民歌了，而且装扮上也不朴实，一点土味都没有，整个像街头上的大美妞。

总理为此生气，大声问道：“中央歌舞团的负责人来了没有？”

中央歌舞团负责人急忙走过来。总理两眼盯着他：“你是团长？”

“是。”团长见总理这般语气，不知出了什么事，神情十分紧张。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要保持他们的风味，这不仅仅是保留一个地方歌曲，这关系到我们民族艺术的发展问题，关系到国家的荣誉！把她们调进来，是代表我们国家，你们怎么把这些演员惯成这样？我说过多少次了，你们就是不听，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没有老区，能有我们的国家吗？我行我素嘛！这样不行！”总理的脸色冷峻，措辞严厉，一反常见的亲切与温和。团长脑门沁汗，找不着恰当的词来回答，只好连声说：“教育不够，教育不够。”

最后，总理非常严厉地说：“不能随波逐流，赶一时的时髦，不要丢掉民族的东西嘛！”

周总理非常重视传统文化。为详细了解相声艺术的传统演出形式，他曾请侯先生和郭启儒老师现场表演。那是在紫光阁，侯先生带来沙袋，完全按当年在天桥撂地的样子。郭启儒老师蹲在那儿唱“太平歌词”，侯先生就用手捏着沙，在地上写字。

总理看了，连连称道：“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好哇好哇！”这就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的风采和神韵。

周恩来总理喜爱民族文化艺术，在任何一件具体的小事上，也是一丝不苟。这决不是他个人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谁偏离原则，他就旗帜鲜明地讲出来，决不留情。从这件事上，我体会到，艺术工作者要保持自己的特色，而民族的东西，恰恰是最宝贵的东西。

这样的演出，对我不断提高艺术水平很有帮助。

记得还有一次，由于事先没有演出任务，我的搭档于世猷放假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