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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鹌鹑蛋越下越多，刚开始刘永好跟着二哥刘永行跑市场，沿街叫卖。随后他在成都市青石桥菜场租了个门面，每天起早贪黑地在那里搞批发。那段时间，他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床，每天天不亮就要去守摊点，到了很晚才能回到家里，一天两头黑。随着鹌鹑蛋生意越做越大，青石桥门市搬到了城里最大的集贸市场东风市场开了一家店，每天店里都堆放着数十万只蛋，近的销往重庆、西安，远的是新疆、北京，还有老外的订单。

刘永好的鹌鹑越养越多，需要的鹌鹑饲料越来越多。当时新津县粮食局有一个饲料工厂，但它生产的是鸡饲料，而且是计划生产，凭票才能买到的。当时的粮食也是凭票供应的，没有粮票就买不到玉米等粮食。当地农民因为养鸡有指标，可以领到饲料票，刘永好不是当地的农民，没有饲料票，只能到农村去收购农民的饲料票，因为有些农民用不完。但是用饲料票买到的是鸡饲料，鸡饲料养鹌鹑是不行的。于是他们在买了鸡饲料后，就研究怎样让鸡饲料变成鹌鹑饲料。慢慢就学会了加氨基酸、蛋氨酸、氖氨酸，学会了加鱼粉，学会了加一些蚕蛹，又学会了一些动物营养的配方。

鹌鹑饲料就这样大批量地做成了。后来有些农民将富裕的粮食私下卖了，私下卖的粮食比凭票供应的价格高一点。刘永好常到市场上去买这种“议价”的玉米原料，生产鸡饲料、鹌鹑饲料。同时因为四川是养猪大省，有很多人养猪，他们自己也养猪，所以也生产一部分猪饲料。

那时候，为了减少成本和损失，各有所长的刘家四兄弟发挥各自的特长，开始搞科研，他们很快便摸索出一套用计算机配料选种的方法，并且摸索出一条经济实用的生态循环饲养法：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鱼粪养鹌鹑，使得鹌鹑蛋的成本降低到和鸡蛋差不多。对此，三哥陈育新非常自豪地说：“我们四兄弟的知识面加起来，比较宽，做农业有时就要有工业的思维，用其他思维去做，所以我们优势一下就迸发出了，就是全国都很难找，不只四川。”

一、餐桌上发现的商机（2）

刘家四兄弟为中国的鹌鹑养殖业在科学技术开发上做出了贡献，他们研究出了“鹌鹑红羽、麻羽杂交鉴别雌雄离种体系”，还有整套的饲养鹌鹑技术，这些已被列入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

到了1986年，育新良种场已经达到年产鹌鹑15万只的规模，鹌鹑蛋不仅贩卖到国内各个城市，而且冲出亚洲走向了世界。刘永好则在这个过程当中实实在在地显露了他的销售才能。“我们成了全国鹌鹑蛋批发中心，我们已经把鹌鹑养到了所能达到的最大规模。在我们带动下，整个新津县有1/3的农户养鹌鹑，最高峰的时候全县养了1000万只鹌鹑，比号称世界鹌鹑大国的德、法、日还要大，我们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鹌鹑大王和世界鹌鹑蛋大王。”

2。一业旺，百业兴

从事鹌鹑养殖业后，刘永好兄弟结合鹌鹑不同阶段对饲料营养的不同需要，对各种原料、药品、添加剂作认真分析，积累养殖经验。他们常常深夜还在查资料计算数据、设计配方，然后把这些配方拿到厂里做对比实验，研制出了鹌鹑系列饲料。随着鹌鹑业的发展，鹌鹑饲料供不应求，这一市场需求促使他们增办了一个饲料加工厂。

1986年春节前后，养鹌鹑热浪汹涌，购饲料的人越来越多，每天排队买饲料的人群足有好几百米长，有时甚至还需要托人“找关系”、“开后门”。有一天甚至还把厂里的大门和围墙都挤倒了，后来只好请公安局出动维持秩序。二哥刘永行的妻子郑彦初（化名燕子）在《我与永行》中，对当时买鹌鹑饲料的火暴场景做了这样的描述：

一天，一个老大爷拄着拐杖，找到生产车间张主任哭，说家里的鹌鹑快饿死了，自己已排了一天队，已经站不住了，可要轮到自己还早呢！车间主任心酸了，找到永行。永行看见年迈体弱的老大爷为买饲料受这样的苦，心里的滋味并不比他当初卖小鸡时好受，破例为老大爷开了“后门”。

别人让给了我（燕子）一张购饲料的票，因为我弟弟也喂有鹌鹑。正在称料时，永行看见了，很惊奇我没有排队居然手里有票，立即阻止工人称料给我，称好的饲料也给倒掉了。我气得一路哭着回家。晚上他回到家里，我气愤地对他说：“我家里的人需要饲料，我从来没有为他们开过一次‘后门’，今天的票是别人让给我的，哪一个人有你这么认真！你这样做哪一个人说你好？”

他说：“奇怪！我做我的事，我管人家说我好不好！‘后门’不堵好，外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