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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他当选后却为所欲为，肆意破坏法律，引起国家的全面混乱，这是一个悖论。”我展开了论述。“但是，美国的历史充满了悖论。让我给你们讲讲乔治？华盛顿和他父亲的故事。一天，小乔治的父亲发现有人砍倒了他的樱桃树，他大发脾气，要查明是谁干的。小乔治勇敢地站到父亲面前说，‘爸爸，我不能说假话，树是我砍的。’大家看，美国人的第一位总统说不了假话，而他们如今的总统却说不了真话。”

20岁的我，像个初生牛犊，自信大胆。我痛陈了这位美国总统应该被弹劾的理由：他在越南战争中违背了开战权属于国会的原则，他下令秘密轰炸柬埔寨，他为逃税而篡改票据日期，他涉嫌掩盖水门事件真相、抹去秘书的磁带企图销毁罪证。

“不要搞错了，朋友们，”我总结陈词，“这些罪责是非常严重的，尼克松总是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为所欲为。英国的最后一位君主也是这样干的，结果掉了脑袋。我们建议对尼克松动动手术，虽说不如砍头那么严厉，但效果绝不会差。据说，有一次尼克松去看精神病医生，医生告诉他说，‘总统先生，你没有患妄想狂症，人们确实在恨你呢！’今天，尼克松不仅遭人恨，而且还失去了所有的信誉。由于失去人民的信任，尼克松便失去了领导国家的道德权威。这不仅仅是尼克松的不幸，更是美国的不幸。”

4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负笈牛津（3）

法律、信誉和道德，这些在西方是理所当然的民主原则，在巴基斯坦却荡然无存。弹劾尼克松的动议在牛津辩论社以345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然而在巴基斯坦，推翻我父亲的不是选票，而是枪炮。

巴基斯坦对身在牛津的我来说显得十分遥远。正如父亲预言的那样，我在牛津轻松愉快的岁月成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朋友们带我到查韦尔河上撑船，到布伦海姆宫的树荫下野餐。周末，我们驾驶着黄色敞篷小汽车（父亲为我从哈佛毕业送我的礼物）去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观看莎士比亚戏剧，或者去伦敦，在新开的巴斯金—罗宾分店大吃一顿美国薄荷奶油冰淇淋。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赛船周”中，各学院的船队在河上你追我赶，我们就去参加学院赛船场旁的花园派对，男士们头戴硬草帽，身穿运动衫，女士们头戴有沿帽，身穿长花裙。考试期间我们则一身朴素，着传统的白衬衫、黑裙子和黑色无袖长袍，连不是牛津的学生见到我们跑过也禁不住喊道：“祝你们好运”。

哈佛的外国留学生寥寥无几，我在拉德克利夫时，班上只有四名外国学生，包括一名英国姑娘，她也被当作“外国人”，我当时还感到很奇怪。而牛津却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巴基斯坦板球运动员伊姆兰？汗在这儿上学，还有个叫巴赫拉姆？德赫卡尼？塔夫蒂，他父亲是个伊朗人。巴赫拉姆常常为我们演奏钢琴，一弹就是几个小时，从吉尔伯特、沙利文和斯科特？乔普林的钢琴曲到富尔的安魂曲，无所不能。后来在1980年5月，伊朗革命后不久，他被杀害了。尽管在牛津的亚洲学生只被当作一般的外国人来看待，不会被归入哪一阶层或哪一等级，但并非所有的英国人都是这个态度。

1974年2月，我乘飞机回巴基斯坦，和家里人一起到拉合尔参加父亲召开的###峰会。几乎每个穆斯林国家的君主、总统、总理和外长都出席了，来自38个国家。当父亲呼吁与会各国承认孟加拉国后，穆吉布？拉赫曼也乘胡阿里？布迈丁总统私人飞机来参加会议。这次峰会是父亲的伟大胜利，也是巴基斯坦的伟大胜利。父亲向穆吉布伸出了橄榄枝，为和平遣返巴基斯坦战俘铺平了道路。孟加拉领导人曾威胁要对战俘进行战争审判。

当我怀着亚洲人身份的兴奋心情返回英国时，却第一次遭遇了种族歧视。

“你在英国准备住什么地方？”英国移民局的官员一边问我，一边审视着我的护照。

“牛津大学。”我礼貌地回答，“我是牛津的学生。”

“牛津大学？”他眉头一扬，以嘲讽的口气问。我压抑住愤怒，把学生证拿给他看。

“布托，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卡拉奇，巴基斯坦。”他以轻蔑的口气说，“你的治安卡呢？”

“这儿，”我说着递给他我那张最近续签的治安卡，在英国的外国人都必须携带这个证件。

“你打算如何支付你在牛津的费用呢？”他以恩赐的口气问道。我本来想说我只带了铅笔和水杯来嘲弄他，但还是忍住了。“我父母会定期向我的银行账户上汇款。”我说着给他看了银行存折。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