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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武建华、张耀祠、李鑫已经拟好了行动方案。在这个方案中，解决“四人帮”的顺序为：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然后依次处置江青和姚文元。

华国锋觉得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但建议把时间“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汪东兴也赞成提前行动，以提防江青这几个人“铤而走险先动手的可能。”〔16〕

第二天，也就是《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的当天，汪东兴向叶剑英汇报了行动方案。叶剑英对这个方案表示赞同，在他看来，“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方案执行，必会成功。”叶剑英还叮嘱汪东兴：“要特别注意保密”。〔17〕

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再一次商谈了行动计划。作为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叶剑英深知“这是一步险棋”，他要求“行动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华国锋表示，他已经向陈锡联和吴德做了部署，北京卫戍部队归吴德指挥，负责解决江青在北京的几个死党。

原定于10月10日采取的行动为什么要提前到10月6日？事后，华国锋在谈到其中的原因时做了这样的解释：“主席逝世后，如果不是他们变本加厉，逼人太甚，我们也不想现在解决。但他们太疯狂了，根本不把毛主席，不把政治局放在眼里，公然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他们准备在10月10日搞政变，王洪文把标准像都拍好了；上海不仅给民兵发放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要庆祝伟大的节日。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决定采取这种特殊措施，把他们全扣起来，进行审查。”〔18〕

刘志坚也回忆说：“主席逝世后，我们就估计到了，‘四人帮’一定要发难，‘四人帮’一定要抓人，老干部们，特别是坐牛棚的人都提心吊胆，觉得动手晚了我们要遭殃，所以说先下手为强。我也知道有些人到叶帅那里去，我也想去，但我又怕暴露目标。去的人太多了，暴露目标，万一‘四人帮’知道了，可能不利，所以我就叫叶帅的一个儿子到我家里来，我相信他是可靠的，我就把我的意思，把我接触到的老干部们的意思让他转告叶帅，即觉得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肯定要动手，如果我们不赶快动手，就要遭殃。”〔19〕

10月6日下午3时，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怀仁堂开会，内容如下：一是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

汪东兴还对四个行动小组宣布了两条纪律：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按照当时的部署，四个行动小组分别负责控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拘押这两个人的地点选择在怀仁堂。但是，这两个人谁先到场，却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说法，而且都出自当事人之口。

一种说法是汪东兴的回忆。他这样叙述了当时的经过：1976年10月6日晚上8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了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肩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地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解决。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与此同时，李鑫、张耀祠、武建华几位同志负责在江青、毛远新的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