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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是传给了头儿的私人助理。同时向他报告我们的处理结果或建议。”

“谁送文件来的？”

“你说什么？”利玛斯好像有些失态。

“谁把文件送给你阅读的？肯定是授权名单上的某个人送给你的。”

利玛斯不由自主地用手摸脸，显得紧张不安。

“是啊，那是肯定的。你知道，费德勒。我这段时期以来酒喝得多了一点。”他说话的口气软了许多，“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啊……”

“我再问你一遍。好好想想，是谁送那份文件给你的？”

利玛斯坐在桌边，摇了摇头。

“我不记得了。以后可能会想起来，现在我确实想不起来。你逼我也没用。”

“不太可能是头儿的秘书吧？你说过，你总是把文件还给头儿的私人助理。也就是说，所有授权的人当中，头儿是最后一个去看的。”

“是的，我想是那样的。”

“还有一个人就是特别登记处的布里姆小姐。”

“她是对文件登记注册的人，不用的文件也都由她保管。”

12　东边（8）

“那就是说，”费德勒冷静地说，“肯定就是四处的人送文件给你的了，对不对？”

“对的，我想是的。”利玛斯无助地说，像是在费德勒面前甘拜下风。

“四处的办公室在几楼？”

“二楼。”

“资金调配部呢？”

“在四楼。在特别登记处旁边。”

“你记得那份文件是哪个人送给你的吗？或者你记得是不是曾经下楼去取过那份文件？”

利玛斯绝望地摇了摇头。突然，他转向费德勒叫道：

“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我是从彼得那里拿来的。”利玛斯好像突然清醒，激动得脸都红了，“就是这样。我去彼得的房间拿过文件，我们还聊了一会儿挪威的事情。你知道，我们都在挪威工作过。”

“是彼得·吉勒姆吗？”

“是的，我把他忘记了。那时候他刚从安卡拉回来没几个月，授权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有的，肯定有的。名单上写的是‘四处’，后面的括号里写着他的姓名缩写。他的名字是后加的，有人把原来的名字用白纸片覆盖后，写上了彼得的姓名缩写。

“吉勒姆分管哪个地区？”

“就这里，东德地区。他手下有几个人，主要从事收集经济情报等非一线工作。他是条汉子。我记得他也给我送过一次文件。他那时候并不负责间谍活动，至于插手这件事的原因，我不清楚。他和其他几个人主要是研究食品短缺之类的问题，只是作情报评估。”

“你们没有谈论过那个人？”

“没有，那是我们的禁忌，不可以谈论。特别登记处那个叫布里姆的女人还特别啰唆了一阵：不许谈论，不许提问。

“考虑到对‘滚石’这件事情的保密工作如此严密，有没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吉勒姆的研究工作中部分地涉及‘滚石’间谍活动？”

“我对彼得斯都说了。”利玛斯拍着桌子，几乎是吼叫着说，“任何针对东德的间谍活动没有我不知道的，不可能瞒着柏林站的。如果真有那种事，我不会不知道，你明白吗？这个问题我要对你们说多少次才算完啊？我肯定会知道的。”

“你说得对。”费德勒客气地说，“你当然会知道。”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

“你要是秋天来的话，”他看着窗外说，“景色会更美，那时候是毛榉树叶变色的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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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蛛丝马迹（1）

费德勒喜欢发问。他以前做过律师，提问成为他的一种乐趣，是发掘真相能力的体现。他坚信一点，在记者和律师那样的职业中，工作精髓就是不屈不挠地发问。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出去散步，沿着石子路走到山谷，再顺着一条较宽的山路走进树林。路很崎岖，还横着倒伏的原木。费德勒不断地在试探，从不透露半点信息给利玛斯。问他剑桥圆场的建筑设施和工作人员情况。询问工作人员属于什么社会阶层，住在伦敦哪个地区，他们的配偶是不是在一个单位工作。还问到工资、休假、品行和食堂情况，以及他们的私生活、他们之间的闲话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他问了很多有关工作人员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而那些是利玛斯最难回答的问题。

“你说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