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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了两杯酒端来。

“喂，”利玛斯突然开口说，“从现在开始，我就不客气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都是行家。你们得到了一名叛逃者，运气很好。你们没必要装出一副喜欢我的样子。”他说话的口气显得紧张而心虚。

彼得斯点了点头。“基沃告诉我说，你是个骄傲的男人。”他冷静地说。接着又认真地加了一句：“不然的话，有谁会打一个卖杂货的呢？”

利玛斯猜他是俄国人，但不能确定。他英语说得非常好，并且有着文明社会中常有的修养和习惯。

他们在桌边坐下。

“基沃对你说，我会付钱给你的，是吗？”彼得斯问。

“是的，一万五千英镑，在波恩的银行里提取。”

“没错。”

“他说你在今后的一年里，可以继续问一些问题，”利玛斯说，“如果我配合的话，你再付我五千块。”

彼得斯点了点头。

“我不接受这个条件，”利玛斯接着说，“你我都明白，那是没法做到的。我拿到一万五千块后，我们就两清了。你们的人对叛徒不留情，我们这边的人同样毫不客气。你们按我提供的情报去收网抓人的时候，我可不想坐着等死。他们也不是傻瓜，他们知道要找谁算账。你我都清楚，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了。”

彼得斯点头说：“当然了，你也可以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愿意吗？”

“住到你们那边去？”

“是的。”

利玛斯摇了摇头，接着说：“我想你们的初审需要三天时间，然后再回头谈论细节问题，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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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海市蜃楼（3）

“那也不一定。”彼得斯回答说。

利玛斯感兴趣地看着对方。

“我明白了，”他说，“你们派专家来了，要么是莫斯科派人来了？”

彼得斯不说话，只是看着利玛斯，让他表演。最后才拿起面前的铅笔说：“我们从你战时经历开始，可以吗？”

利玛斯耸了耸肩。“随便你。”

“好，那我们就从你战时的经历说起。你说吧。”

“我1939年进技工学校学习。快毕业的时候，看到招收懂外语的人担任海外特别任务的告示。因为我懂荷兰语和德语，法语也不错，加上我那时已经厌倦了烧电焊，于是就报了名。我对荷兰很熟，我父亲曾在莱顿从事机械工具业务，我在荷兰生活过九年。通过常规的面试之后，我被送到牛津附近的一所学校，学习那些常用的鬼把戏。”

“那所学校的负责人是谁？”

“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后来认识斯帝德—俄斯佩里，才知道学校由他和一个叫费尔丁的牛津学者共同管理。1941年我被派到荷兰，在那里工作了将近两年。那段时间，我们损失的特工很多，常常来不及补充人员，斗争非常残酷。荷兰是个很难开展间谍活动的国家，它几乎没有什么偏远的地方，很难找到隐秘的地方做活动基地或架设电台。我们那时候一直没有固定的居所，经常换地方，工作得非常艰难。我1943年离开荷兰，回英国待了几个月。然后又被派到挪威。比较起来，挪威的工作环境要好多了。1945年的时候，他们让我退役，我于是又回到荷兰帮我父亲打点生意。因为生意不好，我和一个老朋友去布里斯托开了一家旅行社。那家旅行社经营了十八个月就被卖掉了。不久，我收到‘组织’的一封信，问我愿不愿意重新工作。那时候我不想再做特工了，就回复他们说要考虑考虑。我在仑迪岛租了一间房子，在岛上住了一年，吃了很多好东西。后来我厌倦了岛上的生活，就给他们写信。1949年年底，我又成为正式的组织成员。当然了，他们不连续算我的服务年限，这样我的养老金就少了，他们是成心整我。我说得是不是太快了？”

“没有。”彼得斯说着给他加了一些威士忌。“我们以后还会再谈细节问题，如名字和日期等。”

有人敲门，那位妇人送来了午饭。饭菜的量很大，有冷肉、面包和汤。彼得斯把记录纸推到一边，两人无言地吃了起来。审讯才刚刚开始。

餐具收走后，彼得斯说：“你后来又回圆场工作了，是吧。”

“是的。他们让我先做了一段时间的案头工作，处理报告、评估铁幕国家的军事力量、收集有关资料等。”

“你在哪个部门？”

“四处。从1950年2月到19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