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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了脱北、逃

南的最后一程上。警卫要员们正敲着门，我让他们进来，两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名身上带

着防弹装备。“不知道会不会有阻击，请您穿上这个（防弹衣）”，我做好逃亡的准备，开始出

发。在层层警备中，我们先后换乘直升机和汽车，最后到达机场。　菲律宾当局为什么如此担

心安全问题？我再清楚不过了。在菲律宾，有北朝鲜武器支持的共产党势力。他们是对北朝

鲜唯命是从的恐怖组织，而且已经接到命令，无论如何必须杀死我。　我们乘坐的是菲律宾政

府提供的波音707飞机，在到达大韩民国领土之前，根据国际法菲律宾负责保护我们的安全。

他们在我平安到达首尔之前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　机内充满了紧张的气氛。菲律宾的情报人

员全副武装，我们也是全副武装的状态。随着飞机滑向跑道，机身接触地面开始晃动，妻子

和三个女儿以及儿子、孙子、孙女的面孔在我的眼前浮现，我不知道因为我（叛逃）她们谁

会最先离开这个世界。　脑海中浮现的还有我亲爱的同志们。我选择的路是注定要牺牲家人和

同志们的生命的，做出如此大的牺牲，我的选择的最终结果到底会怎样？想着这些，我睁开

了双眼，飞机在向前面打暗号。我的眼里突然噙满泪水。走出飞机，看到的是三面环海的朝

鲜半岛的南部土地（指韩国）。我在心里想象了很久的南部土地！土地—祖国母亲—仿佛在向

我发问：“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又为什么扔下所有人自己来了呢”？这个罪过，我到底何时才

能还清呢？新的担心已经取代了兴奋。　那天是1997年1月30日，平壤的天气怎样我不知道。

我记忆中的平壤，乌云布满天空，空气中充满雾气。因为离开平壤去飞机场时，我的心情就

是那样的。　妻子一个人来到门前为我送别。儿子肝炎正在住院，儿媳他们在医院照顾他。妻

子什么也不知道，仍旧像往常一样为我送别，我看着妻子，内心又开始矛盾了。　我是不是该

说出来？这次走的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对妻子做出哪怕一点暗示。昨天

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最终还是没有告诉她。“不告诉才是最好的选择”，之所以

下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并不确定事情能否如我预料的那样顺利进行，尽管这次逃亡成功的

几率很高。

我的目的地还包括了日本，当然，与其它国家相比，去韩国是最容易的。如果亡命失败，

被送回朝鲜就麻烦了。我当时还有一个打算，如果这次发生什么意外，就等下次4月份访问

印度时再次出逃。　如果提前告诉妻子，首先对保守秘密是个挑战，而且对妻子来说，知道我

的真心本身也显然是一种痛苦。　不管怎么向妻子解释，求她理解我或者搬出民族大义，我们

两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50年，一想到即将分开，我就十分痛苦。我还担心这个秘密会在我开

始亡命之前就将妻子击垮。“我走啦，2月12日左右回来”。这最终成了我与妻子的最后别语。

我们在遥远的莫斯科相见、相知、相爱，一起度过了半个世纪的岁月。与妻子作别时，我明

知可能今生不能再见，却说不出别的话来，而且连内心的悲痛都不能表露出来。　现在想来，

妻子也并非完全没有心里准备。1996年夏天的一天，我正在家里的后院收拾菜园，一边也考

虑着民族的未来，妻子突然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妻子并没有注视我，而是将视线

落在了西红柿的茎叶上。我并不想将痛苦转给妻子，很快否认了。但是妻子好像意识到了什

么，突然（改用俄语）说了一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好好生活，不然如果马上死了肯定会

有遗憾的。可是您却是被很多人需要的，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活，而是为了

他们，强忍着活下去。”　当时，我并不认为妻子已经明白了我的心思（指打算逃亡）才说出

那样的话。不过好像意有所指，我顺嘴说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与个人的生命相比，家人的生

命才是更重要的。与家人的生命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