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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宣传活动受到了钳制。　我所知道

的金正日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哲学常识不足，而且不喜欢哲学式思考方式。他对与主体思想

理论毫无兴趣，但是不喜欢我在主体思想方面拥有太大的权力。　我记得1972年召开新宪法

讨论会时，时任科学教育部部长发言说，“现在很多人认为是黄长烨创立的主体思想，得制定

对策（改变这种认识）才行”。金日成当即表示，“主体思想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具体内容是

黄长烨创作的，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有什么问题嘛？不用去管它。”当时我就在讨论会

现场，不知道该说什么，听完金日成的话，我觉得至少在语言上，金日成是个宽宏大量的人。

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金正日与金日成相比，包容的度量要小一些。　我从不认为自己有多么

聪明，事实上与同僚和学生们相互探讨的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所坚信的是自己的

发现对哲学发展肯定有历史价值，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贪功据为己有。事实上，我也清楚，

如果不是金日成同志安排我进行哲学研究，我根本不可能有所建树。所以那些以金日成和金

正日的名义写的文章，我从不认为就该是属于我的。在理论上，我没有和他们辩驳的必要，

他们也不可能将我的思想完全照搬拿过去。我相信，即使我没有发现这些，将来也会有人发

现。所以对于某一个理论一定要注上谁的名字，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记不清是1980

年还是1981年了，有一天宣传部副部长说受金正日指示来找我，让我在干部面前朗读以金正

日的名义发表的那些文章。那个会议是为了纪念金正日作品出版而举办的。读着读着我发现，

文章的写作日期是1974年4月，内容是“主体的唯物论”，“主体的辩证法”。我没有争辩，

但是我很清楚，金正日掌握权力就是在1974年。类似的事情常有发生，我们选择恰当的文章，

注上恰当的写作日期，署上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名字发表出来。　但是，像这样肆无忌惮的造假，

我心里还是很愤愤。　我并没在表情上表现出我的态度，也没有人问我的意见。只是文章发表

后反对派又有了新的哲学原理依据。那之后，我再写文章，避免使用“主体唯物论和主体辩

证法”，改成了“以人为中心的唯物论和以人为中心的辩证法‘。猜到他们会在用词上挑拨是

非，我故意避开了。　小的是非不断，但是始终没逢大难。就这样到了1980年代，我也六十

岁了。主题思想宣传工作进行的很顺利，来平壤的外国访客不断，学者们到来后，除了开讨

论会，还会游览朝鲜名胜。通常对于重要的客人，金日成都会亲自接见，并举行宴会。我也

有机会与很多海外著名学者交流。并且有机会读到他们带来和推荐的书。

有机会去国外，拓宽了我的视野，也增长了我的信心。这一时期我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

快乐。大女儿和二女儿学习都不错，三女儿的大学入学考试已无需担心，儿子也很优秀。与

我不同，儿子很喜欢社交，爱热闹。与张成泽夫妇的关系依旧很好，偶尔有一些小的事端也

不至于影响到金正日对我的信任。

1983年10月9日，仰光大爆炸；南北关系陷入僵局，北朝鲜也一度停止了叫嚣。但是

在北朝鲜权力层内部，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完全不同，大爆炸被称作对韩国的重大胜利，接下

来北朝鲜权力层人事发生了一些变动。国际书记金永南转任外交部长兼副总理，前外交部长

許耽（。。）被提升为书记，兼任负责对韩事务的统一宣传部长。国际书记由原来的副部长金

容淳（。。。）担任。不过，金永南并不喜欢新职位，许耽的夫人也不喜欢丈夫升为国际书记，

并且对让自己的丈夫主管对韩事务表示不满。　当时国际部是仅次于组织部和宣传部的朝鲜第

三大权力机构。这三个部门的副部长都住在党中央领导所在的区域内，由护卫局派员保卫，

一人一台专车（其它部两人一台），医院也是平壤条件最好的一家。在国际部，金敬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