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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它让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改变。其他人如果不行动，就会在明天消亡。”

巴蒂斯塔还谈到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巴西，富豪阶层正进行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竞争：“在最富的前10％巴西人中有70％是在最近10年里发的财。瞧，这里正产生巨大的社会运动。”巴蒂斯塔是暴发户之一，他对我说，保守派一点儿也不喜欢他这类人。“你不得不接受批评——这是巴西民主体制的一部分。”他说道，表情既有点得意，又略带惆怅。

这些并不意味着你要可怜超级精英。著名的关于英国公务员的“怀特霍尔研究”证实了人们数百年来的想法：权力有益于健康。这项自1967年启动的英国研究发现，人们在官僚体系中的职位越高，寿命越长。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当今的超级精英。他们也许焦虑不安、过度劳累，但是，成为一名交易员或首席执行官，每年能赚数百万美元，并稳拿“金色降落伞”，还能享有私人飞机、家仆和医疗保险，比起那些每周同样工作60个小时却拿着最低工资的清洁工而言，精英们的生活要舒适得多。若要理解超级精英的精神状态，就应该把上述现实以及他们的自我认知作为出发点。

第11节。

世俗圣人

金钱回报当然能为这些精英的长时间工作正名，但是超级精英舒服地浸浴在一种乐意将自己视作当代英雄的文化中——至少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都是如此。他们的品德无须体现于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任一传统价值观上——统领圣像间壁的史蒂夫乔布斯是位狂妄自大的怪杰，他经常苛求并且鄙视那些鼓起勇气给他发电子邮件的员工、家人（包括他的女儿）和普通人。但我们的确需要他们在商界取得成功，因为他们在众人之上——乔布斯故事的一大亮点就是他荣归苹果公司，在当初轰走他的平庸之辈面前闪亮登场。

最重要的是，顶级富豪以及大众文化中的唱和者笃信他们的使命并不完全自私自利。卡内基声称，像他这样的资本主义忠实拥护者和他们的竞争法则，“对于人类的未来进步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重要的”。今天，没有人会这么说，但我们的资本赢家的确喜欢用一些惹人注目的道德词汇形容他们的工作。谷歌公司的口号是“不要作恶”，谷歌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在最近的一次公司会议上认真地说，谷歌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挽救生命。例如，人们可以借助搜索引擎键入他们的症状，便立即得知他们正突发心脏病，于是能较快地获得帮助，挽救生命。佩奇认为，他钟爱的项目之一——“自动驾驶”最终将比任何政治、社会和人道主义拯救更多的生命。“在科技界，你的抱负和雄心不可能不指向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个目的，”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告诉我，“我认为这和硅谷的形成方式以及大学文化大有关系。这是一种主张人人平等的文化、一种自由的文化。人们经常对此感到惊讶我常常试图向大家解释，来谷歌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改变世界。我真心相信这一点。”。xjqi。

用解放神学来看待资本主义也会使人相信顶级富豪是为集体利益而战的英雄——《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断言，自由市场相当于自由的人。对这一观点最具说服力的演说出现在2010年10月莫斯科的一场公开讲座上，硅谷风险投资行业的联合创始人皮彻约翰逊对商学院学生谈论资本主义和创新时，十分清晰地阐明了这一观点。

约翰逊已步入耄耋，和蔼可亲，他有一头浓密的白发，戴着眼镜。他经常陪惠普的创始人比尔休利特一起钓鱼。约翰逊参与过俄罗斯的一个商业计划。自1990年起，他曾前往俄罗斯20次（他驾驶着私人飞机进入当时仍属于苏联的领空时，觉得尤为刺激）。约翰逊说，资本主义不仅仅在于为自己创造财富，更在于解放你的国家。“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践行经济自由，这将使你的国家获得更大的政治自由，”约翰逊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会把你称为现代革命家。”

谁把夏天卖了？

作为英国保守党的内部刊物，《观察家》杂志是文学和政治沃土的产物。众所周知，该刊物的不少作家乐于在伦敦举办最闪亮的派对，并时不时传一些婚外狂欢作乐的政治丑闻。这个刊物的发行量并不起眼，只有不到65000份，但不要被这个数字欺骗，《观察家》的三个编辑曾在保守党首相的内阁任职，其中鲍里斯约翰逊是现任伦敦市长。1984年，《观察家》杜撰了“年轻老古董”一词，光荣地延续了其高雅的风格。《观察家》的狂热爱好者给杂志起了个昵称《小小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