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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他们发现了染色体的重复、缺失、易位、倒位、三体性、三倍性和并连X染色体；

（7）他们发现了位置效应、基因多效性、复等位基因以及受复等位基因影响的单一性状。

毫不奇怪，人们把摩尔根作为一位遗传学家来纪念。然而他个人却认为自己是个实验动物学家，主要兴趣爱好是实验胚胎学。摩尔根忙于搞遗传学研究，无暇再去充当胚胎学的奠基人，不过，梯度理论的确是他在1904年和1905年提出来的。他区分出再生现象的两种过程，而且创造了“变形再生”这个新名词。他发现，生物的再生必须以存在着神经组织为前提，而再生并不是一种适应现象。他还研究了影响卵子的条件，测定了精子进入卵的部位、第一次卵裂面和最终对称面三者的相关性。他发现镁盐可以诱导孤雌生殖，而钾盐、低温、缺氧会导致畸形发生。他证明离体的卵裂球可以正常发育，从而否定了镶嵌说。同时，他比谁都先认识到，只有证明了有某种机制调节着基因活动之后，才可能用遗传学理论解释胚胎学的问题。

摩尔根最优先考虑的并不是遗传学，而是胚胎学。他写的遗传学方面的书，经常是匆匆忙忙，草草成篇，而他写的《实验胚胎学》却一反他的常规，精雕细刻，推敲再三，成书费时达七年之久。可惜读者对这本书却不予理会。确实，摩尔根的胚胎学研究大部分都被埋没了。在1966年纪念摩尔根诞辰一百周年的座谈会上，世界知名学者宣读了许许多多讨论遗传与发育的论文，他们对摩尔根表现出无限的崇敬与钦佩，然而竞无一人引证过他的胚胎学著作。他这方面的成就之所以被人忽略，是因为摩尔根当时已被明确地冠上了“遗传学家”的头衔（至今还是这样，正如我们这本书的书名标上了“遗传学的先驱”一样）。头衔的效力极大，以至于他发表的遗传学的见解，即使是错的，别人也以为是对的；而他发表的胚胎学的意见，即使说得对，别人也不接受。也许孟德尔之被埋没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修道士能懂得什么科学？加罗德的光辉发现多年无人向津也是同一道理：一个内科医生会懂得多少遗传学？

摩尔根反对给人划框框，戴帽子。加州理工学院之所以取得惊人成就，这种态度起了很大作用。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反对学科问各自为政，力主把遗传学、动物学、胚胎学、生理学合并为生物学，他还提倡生物学同化学、物理学相结合。只要想想摩尔根一贯喜欢利用简陋设备单干的癖好，想想他数理化根基之薄弱，他能提出这种主张更是难能可贵。

他认为他自己的成功有四个条件：运气好，实验材料选用得当，怀疑一切，勤学苦干。他还应加上一条：能抓住重要问题而放弃意义不大的枝节。也许还应再加一条：有些看来办不到的事他也要闯一闯。当德里施发现一种机器（这里指卵）能分成两半，每一半都具有与整体等同的发育潜力时，他觉得这种结果难以置信，于是紧急转向，放弃了胚胎学。摩尔根则不一样，他也觉得这样的结果不可能，但却因此搞起了胚胎学研究。能代表摩尔根这种治学态度的另一个极好的例子是他同青年胚胎学家詹姆斯·尼尔之间的几句对话。在伍兹霍尔，当讨论到果蝇的咽侧体和环腺的移植问题时，尼尔说，这在技术上是非常困难的。而摩尔根用了一句他自己的口头禅来回答。他说：“困难固然困难，但不是办不到。”

但还有一条，我们希望在这本薄薄的书里已经表达清楚，那就是他的个性的魅力。在我们采访过的认识他的人中，人人都说，“我们喜欢摩尔根。”他们喜欢他从不虚夸骄矜的作风，表现在他头发不梳理，裤子用一根绳子系着；他们喜欢他愿意去干似乎是办不到的事情，不被他人的意见所吓倒；他们喜欢他对待学生和同事的民主作风，不计较别人的文凭和私生活；他们喜欢他的风趣幽默，他孩子气的热情和他在实验室交换意见时的快乐。甚至他使用公款的吝啬也使他们喜欢，因为这适同他对自己的钱财和时间的慷慨大度构成鲜明对比。这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在他实验室里工作过的一代代科学工作者都十分敬爱他。无怪乎乔治·比德尔把从摩尔根那儿买过去的帕萨迪纳的那幢房子一直叫做“摩宅”。1948年有个工作人员把比德尔称作“老板”，碰了一鼻子灰，因为只有摩尔根才是“老板”。

有些欧洲人觉得摩尔根智力平庸，但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不熟悉带肯塔基口音的美国人的风格。摩尔根在为英国遗传学家威廉·贝特森写的讣告中提到，贝特森说过，“民主政治认为等级差别是罪过，我们却认为是不可或缺的。”贝特森一定意想不到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