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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兹霍尔实验进展的情况。1907年6月25日，一个女孩降生了，照莉莲喜爱的姐姐的名字取名为伊迪丝·桑普森·摩尔根。

这一个人口增加了的家庭回到纽约，住进他们新买的一幢公馆，与他们原来住的地方在同一条街上，地点十分方便，离谢默霍恩大楼仍然只有几分钟路程，离威尔逊的住处只隔三个街区。摩尔根离开哥伦比亚大学以后，座落在西117大街409号的这幢建筑被哥伦比亚大学买了下来，改建为人体变异研究所，就在从前摆放摩尔根经常斜倚着的那张小台球桌的地方，实验和研究目前仍在继续进行。

第三个孩子莉莲·沃恩于1910年1月5日出生在纽约。1911年8月20日，当摩尔根带着三个孩子（当然还有一大帮佣人）住在伍兹霍尔时，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在新贝德福德降生了。这个孩子取用外祖母的名字，叫伊莎贝尔·梅里克（莉莲之母伊莎贝拉的叔父塞缨尔·沃恩·梅里克曾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第一任董事长）。摩尔根一家显然喜欢沿用原家庭成员的名字，要不然很可能取成别的什么名字了。当他的学生莫尔夫妇生下一名女婴时，摩尔根在给他们的信中说，“恭喜恭喜！我作为长辈只给你们提出一条忠告：可不要给她取名为‘德罗索菲拉’。我前后有三次想给孩子取这个名字，但终于打消了这念头。”

家里有了四个孩子，摩尔根自己的研究也恰好进入一个使人兴奋的新阶段，这给他家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变化。摩尔根以前喜欢旅行，现在大半取消了。“你看得出，”他嘟哝道，“我无法带着这一大群小家伙出去走动。”但是，小家伙只不过是个借口，要旅行自会有莉莲料理行装，她可能也乐于干这种工作。社交生活也减少了许多。每当莉莲拿着请柬来问他时，他总是说，“你去哪儿都行，自个把孩子带上。至于我，还得去实验室。”

莉莲仍然常去看望朋友，尤其是那些可以一道拉小提琴的朋友。她喜欢每周一次在他们家举行的有学生、同事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她不声不响地参与自己感兴趣的文化生活和政治活动。有些活动具有浓厚的自由派色彩，要是摩尔根知道，他绝不会支持，甚至不会允许，但她十分小心，不让丈夫知道。她衷心相信国际联盟的作用，也是个狂热的妇女参政的鼓吹者，但她觉得没有必要让摩尔根操心。她参与这些事业，主要是从经济上予以资助，自己很少去东奔西跑。金钱比时间来得容易，而她的时间要用来支持丈夫的复杂劳动。

事实上，全家的生活都以摩尔根的工作时间表为中心。一周七天他都睡懒觉，孩子们吵吵嚷嚷吃过饭以后，他才独自一人用早餐，然后步行去实验室。中午他回家与妻儿一起吃午饭，然后又回去工作。下午五点整，他同一些同事在哥伦比亚大学体育馆打手球。他们这支由老夫子们组成的松散的球队常常使同他们初次交锋的新生们产生轻敌思想而被打得落花流水。摩尔根提倡体育活动，是个热心的爱好者，打一小时球后回家，身上常常有几处外伤可供炫耀。在全家吃晚饭之前，他爱喝一杯威士忌。在美国禁酒时期，他用无花果自酿果酒。

晚饭后，他同孩子们一道玩。孩子还小时，他匍匐在地板上同他们嬉戏。孩子们大了，爱提问题，只要不是他们可以自己查书的，他都耐心解答。睡前他给孩子们讲各种精彩的故事，给霍华德讲曲折离奇的侦探故事和惊心动魄的牛仔故事，给伊迪丝、莉莲、伊莎贝尔讲童话。他还常常一面画图一面讲。

孩子们慢慢长大，他让他们自个玩耍，但自己总是在一旁陪着。他的心思，一半分配给地板上的嬉闹，一半分配给膝头上的《科学》或其他什么杂志。孩子们上床睡觉后，他回到自己的书房（那是在这幢邸宅顶上的五楼添设的）。在这儿，他坐下来一直写到深夜，而莉莲总是在一旁陪着他。她坐在书房的长沙发上看书，或补衣服，或写信，从不打搅他的工作。他们只是喜欢厮守在一起。

星期天的作息仍然如此，只是不打手球，所以摩尔根早早就从实验室回家，使孩子们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一家人都不去教堂。汤姆和莉莲两人均不大过问宗教。一个孩子曾说，“不过问才好。”但当宗教妨碍知识的传播时，例如宗教反对进化论，反对摩尔根本人对细胞行为的机械主义解释，摩尔根则会奋起与宗教抗争。不过，像他和莉莲受洗的那个圣公会，他觉得可以不必计较，这是为了迁就他妈妈和妹妹的古怪性格。她们崇拜内战时期的英雄和摩尔根家族的姓氏也属同样的性质。他母亲和妹妹在伍兹霍尔时总是忠实地到教堂做礼拜，从不缺席。她们出发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