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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服侍父亲，一边埋头读书或著书立说。他的《谈艺录》的前半部，就是在这里完成的。长篇小说《围城》，也是在这里构思出来的。1941年暑假，父亲身体康复后，钱钟书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教学之余继续写作，在1944年到1946年间，他完成了《谈艺录》和《围城》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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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儿“无为而治”：杨荫杭与杨绛

无锡人杨荫杭和杨绛父女都是文教界的精英。

杨荫杭生于1887年，字补塘，常用笔名老圃。1895年考入天津中西学堂（即后来的北洋大学），在他读二年级时，学校里因伙食不好，部分学生闹事。当时学堂的主管是外国人，追查带头闹事者，一个广东籍的学生挺身而出，其余的闹事者，都缩着头不敢出声。杨荫杭本来没有参与闹事，可是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意识到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这场风波就不能平息，于是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站出来说：“还有我！”就这样，他就被学堂除名了。他本来出身于寒素之家，依靠公费读书。被开除后，就投考提供公费的南洋公学继续读书。由于杨荫杭学习成绩优秀，第二年被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在日本很快就接受了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思想，于1900年的春天，发起留日学生成立励志会，从事反清爱国活动。1902年他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与留日同学蔡文森一起组织理化研究会，学习新知识、新思想。后来，励志学会和理化研究会的会员都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无锡光复活动。他们的反清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被列入黑名单，准备缉捕他。杨荫杭得知讯息后，于1906年出国，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法律。

*建立后，杨荫杭先后出任江苏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和京师高等检察长。杨荫杭任职期间，残酷的事实使他认识到，旧政府的司法与官府一样*，根本没有公道所言。他的以法治国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在失望之余，他转而研究音韵学和古钱币及梵文。抗战爆发后，他到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诗经》和《楚辞》。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因病逝世，终年67岁。

杨绛，又名杨季康，是杨荫杭的四女儿。1911年生于北平。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后到英国和法国留学。回国后先后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任教。

杨荫杭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用功过度，会损害健康。他有一次对女儿说：“他教的女学生中，有的整天死读书，实际上是个低能儿。”杨绛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父亲从来也不责备她。上高中时，她还弄不懂平仄声，很着急，问父亲怎么办？父亲却满不在乎地说：“不必急，到时候就自然懂了。”结果后来真的会分辨四声了！有天晚上，父亲在她的窗前问她某几个字是几声，有的杨绛答对了，父亲很高兴；对于没有答对的，父亲也不批评她。这种无为而治式的循循善诱，反而使得女儿的学习学得主动，学得积极。

杨绛读高中时，学生的社会活动很多，班里经常推举女同学到街头演讲。有的女生不乐意去，就推说家长不同意。有一次推举到杨绛演讲，她回家时也希望父亲答应她不参加街头演讲，可是父亲却说：“你不乐意去，就直接说嘛！”鼓励女儿勇敢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杨绛考上东吴大学，学习一年后要分科，老师希望她读理科，她自己因为各科学得都很平衡，没有特长，也拿不准主意。就问父亲该学什么？杨荫杭说：“什么该不该？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就是自己的兴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她遵照父亲的教导，选择了文科。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杨绛的未来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恐怕是她以后成为作家的一个根本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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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三代的辉煌：陈宝箴与陈散原和陈寅恪（1）

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生于1831年正月。传说他出生的那天晚上，村民们忽然看见陈家的屋后红光一片，以为是失了火，大家纷纷前去救火，结果并没有失火，却听到了婴儿落草的哭声，那片红光也随之不见了。传说终归是传说，不过他的父亲陈伟琳对这个孩子还是寄予了厚望的。

天资聪敏的小宝箴，不负长辈厚望，他20岁时参加了南昌的乡试，金榜题名，中了举人。这一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占领了永宁县。宝箴的父亲陈伟琳效法曾国藩组织乡勇创办了义宁团练。陈宝箴帮助父亲操办，由此开始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