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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为翻译《文学与革命》而被当局关押了近两个月，刚刚出狱，余惊未消。但他没有丝毫犹豫，就收留了被当局通缉的李何林等人，并安排他们在未名社做校对和发行工作。

1929年李何林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第二年李何林就举荐李霁野到这所大学的英文系教书。可是不久，李何林因学校阻止师生谈恋爱，毅然辞职，离开天津。1946年，担任台湾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邀请李霁野到台湾任职，李霁野又推荐了李何林一同前往，他们自1930年分别后又成为同事。台湾“二·二八”起义被*后，台湾编译馆被撤销，许寿裳和李霁野及李何林又应聘到台湾大学任教，不久许寿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李何林清醒地意识到处境的危机，辞别了好友李霁野离开台湾，辗转进入华北解放区。后来，李霁野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中监视，他只好携全家取道香港，然后抵达天津，进入南开大学任教。

三年后，李何林调入南开大学，担任中文系系主任，与担任英文系主任的李霁野再次成了同事。1966年“*”开始后，李何林与李霁野都被大字报点名，将他们作为牛鬼蛇神给揪了出来。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人联络。此时的李霁野更为关心口无遮拦的李何林，担心他的处境更险恶，于是当夜他给李何林写了封信，夹在书里让妻子送到李何林家。信中与李何林相约“要站稳脚跟，坚持原则，绝不动摇，绝不自杀，但要注意策略”。第二天晚上，李何林偷偷地来到李霁野家，表示了他对“坚持原则”的承诺。后来，尽管他们被抄家，被批斗，但他们始终坚守承诺，终于渡过了险关，迎来了政治上的春天。

同道志同道合结成忘年交：陈布雷与宋教仁

陈布雷 1911年夏天，21岁的陈布雷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来到上海，在《天铎报》馆任记者。甫来上海，陈布雷便拜访了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先生。宋教仁曾因发动反清起义失败亡命日本，此时正以《民立报》主笔的身份潜回上海，策划革命活动。一直痛恨清廷的陈布雷，很早就对这位革命党人充满钦仰之情。

当宋教仁问及他为何不继续升学深造而要投身报业时，陈布雷答道：“为求学问、长见识而来，我相信这比读大学更有益。”宋听后略感诧异，对一旁的同事说：“这位年轻人要以报馆为学校，新鲜吧？”接着就对陈布雷谈了自己的见解：报纸的作用是启发民智，报人要用学问和才智服务社会报馆，而不能把它当作学校。陈布雷听罢并未盲目苟同，而是言简意赅地展开了自己的观点：在服务报馆的同时，也可以借助这个舞台不断汲取新知识，二者相辅相成。如此，对于一个努力求知的人来说，报馆确实比进大学还有益。宋教仁认为陈布雷这番话颇有见地，不断频频颔首。从此，二人结成忘年之交，过从甚密。此后《天铎报》和《民立报》常常联手发表时评，针砭弊政，为革命制造舆论。在短短的合作中，陈布雷向宋教仁学到了不少东西，而这，恰恰是在大学里无法学到的。这年10月，爆发了“辛亥革命”，陈布雷在《天铎报》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制，支持革命，大倡革命舆论。

校长为教师谎报学历：蔡元培与陈独秀

1916年，50岁的蔡元培由总统黎元洪任命接任北大校长。面对学风日颓的北大，蔡元培急需一班积学而热心的学者名流到北大，以改造校风，推进学术研究。此时，为办书局筹款的陈独秀和汪孟邹从上海来到北京。北大教授沈尹默和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就将他们的老朋友陈独秀推荐给蔡元培，汤尔和对蔡元培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蔡元培翻了翻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想起日俄战争时期，他在上海编《警钟》日报，刘师培向他介绍过这个人，知道他一个人坚持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留下较深印象。蔡元培决定聘陈独秀为北大的文科学长。

12月26日上午，陈独秀起床开门，发现蔡元培端坐在门外的凳子上等候，大吃一惊。头天晚上，陈独秀和汪孟邹出门看戏，回来迟了，早上贪睡了一会，想不到让这位老翰林久等了。待蔡元培说明来意，陈独秀说：“蔡校长登门谒贤，令人感动。”接着便说出自己既未读过大学，更未在名牌学校任过教授，怕难以胜任的顾虑。蔡元培指着桌上的《新青年》说：“有你这些思想，足可胜任。”　陈独秀还在犹豫，说要办《新青年》，上海那一头恐怕走不开。蔡元培劝道：“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好了。北大要聘一大批名流学者，正可帮你编杂志呢。”陈独秀不好推辞了。得知北大要聘大批名流学者，陈独秀就向蔡元培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