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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仙刚从北京来，生活很不适应。但她并不计较这些，尤其可贵的是，她虽是出身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仍主动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尽守妇道，从无怨言。梁启超的生母早年病逝，其继母只比李惠仙年长两岁。但李惠仙对继母孝敬有加，开口闭口以母亲相称，从无半点不恭行为。因此梁氏家族无不称赞其美德。

梁启超参与戊戌变法初期，光绪皇帝很欣赏梁启超的文采，但在召见他时，他一口广东方言，让光绪大为扫兴。为此，梁启超在爱妻的帮助下，努力学习官话。不久就能用官话表达思想和参与社交了。

梁启超追随康有为的“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只身逃亡日本。不久李惠仙到日本与梁启超团聚。1901年李惠仙为梁启超生了个儿子梁思成。但因梁思成从小身体羸弱，为了香火有传，李惠仙准许将她从北京带来的侍女王桂荃纳为妾。后来王桂荃为梁启超又生了六个子女。

1913年梁启超携妻妾回国后，于1915年参加了护国战争，无力照顾家小，心中多有愧疚。可是李惠仙却鼓励他说：“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勿反顾也！”爱妻的深明大义给梁启超极大的鼓舞，但同时贤妻也为自己加重了负荷。1924年9月，李惠仙因积劳成疾，不治而逝。梁启超悲痛万分，写了篇《祭梁夫人文》，表示对爱妻的哀悼：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从这篇祭文不难看出，梁启超与爱妻是一对夫唱妇随，互相扶助的恩爱夫妻。李惠仙病故后，留给王桂荃九个儿女。贤惠的王桂荃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任劳任怨地照顾丈夫，抚养子女，极尽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他将梁启超的九个女子，都培养成才，其中梁思成、梁思永和梁思礼都是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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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乎情，止乎理”：梁启超与何蕙珍

在1899年冬天，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应康有为的邀请，到美国檀香山宣传成立保皇会，组织海外华侨支持光绪皇帝的变法维新。

尽管梁启超很有辩才，是一位宣传变法维新的鼓动家，但是到檀香山之后，他才发现宣传变法维新，不应只是面对美国的华侨，还应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可是他不懂英语，使他一时很犯难。在何氏侨商为他接风的家宴上，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请求大家给予帮助。他的话刚一落音，何先生就让侍女唤来自己的宝贝女儿何蕙珍，并介绍给梁启超说：“这是小女，从小在美国长大，英文极好，可以给你做翻译。”梁启超十分高兴，就请她坐在自己的身边。何蕙珍也很大方，操着一口标准的国语，更让梁启超听得十分快慰。

第二天，在演讲大会上，很多华侨和美国人出席，梁启超心情振奋，慷慨激昂地讲述了变法维新的见解，以及组建保皇会的意义。何蕙珍小姐为他做翻译，流利晓畅，准确通达，很受听众的喜欢。在口译过程中，何蕙珍对梁启超有了更多的了解。她不仅拥护梁启超的变法维新，更敬慕他的演讲口才和翩翩风度。演讲结束后，何小姐陪同梁启超步出演讲大厅时，她很大方地说：“我十分敬慕梁先生的才华，但愿来生我们能走到一起。请先生赐我一张小照，此生足矣！”事后，梁启超赠给何小姐一张小照，而何小姐则将一把亲手编织的小扇，给他做纪念。

梁启超对这位助手印象极好，在美国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何小姐给他当翻译，他几乎寸步难行。当时，慈禧降旨，以十万两白银悬赏捉拿梁启超。美国的一家英文报纸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对这种攻击几乎是鞭长莫及，只好听之任之。几天后，他听说有家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回击那家英文报纸的文章。这些文章以犀利、尖锐的笔锋，深刻透彻的论辩将那家英文报纸批驳得哑口无言。不久，梁启超得知这些文章是何小姐撰写的，使他从心眼里产生了对何小姐的敬意。接着，他请何小姐帮助他学习英语，何小姐很愉快地当起了他的英文老师。他们间的接触越来越多，感情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有个朋友建议，将待字闺中的何小姐娶进家里。梁启超的内心很是矛盾，何小姐年轻、漂亮，才华出众，是位难得的知音。从工作上考虑，他也很需要这样的助手。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　1900年5月24日，梁启超给在日本的妻子李惠仙写了封信，表述了自己的心境。在信中，他介绍了何蕙珍的为人之后，写道：“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