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部分(第3/4 页)

南京戏校的校长是国民党顽固派张道藩，他是国民党CC派特务的主将；而石蕴华是这个学校的十分活跃的教师，一定与张道藩关系密切，是CC派特务。就根据这种难以成立的“推理”，康生当即给新四军的政委、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发密电，将*逮捕。

*被捕后，拒不承认自己与张道藩的关系，也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CC派特务。反复审问没有结果。饶漱石就派时任华中局情报部部长的潘汉年来审问*。潘汉年长期在江苏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知道南京的救国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地下组织，将救国会与CC派等同起来是没有根据的。

在审问之初，潘汉年听了*的“交代”，觉得他说的合情合理，但需要调查取证才能向上级汇报，解除对*的怀疑。此时的*，除了写“交代”材料外，还写诗词表达自己的蒙冤心境和对新四军首长及朋友的怀念。在潘汉年接手之前，为了套出*的“口供”，特意在*的牢房里安置一个假叛徒真内线的人物。他将*写的诗词以喜欢为名抄下来，偷偷地交给潘汉年。潘汉年从*悼念项英，同情被贬抑的陈毅的诗词中，更感触到*的冤情。于是他写了两首诗，派人暗中送给*。其中一首写道：

细雨寒风忆楚囚，

相煎何必数恩仇。

无权拆狱空叹息，

咫尺天涯几许愁。

诗中暗示出对*冤案的同情和自己暂时无能为力的心境。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取证工作，*的特务嫌疑得以解除，获得释放。从此，潘汉年与*就成为很好的朋友。

1949年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副市长，*则是潘汉年直接领导下的市公安局局长。他们合作得十分默契。但是，1954年的“高饶事件”，又将*卷了进去。1954年12月31日夜晚，*接到一个电话，要他马上到北京开会，有专机等待。从此一去不复返。第二年的3月，潘汉年则以特务的罪名被捕。

一直到1980年，才得以彻底*昭雪，但他还是关心他的老上级潘汉年的遭遇。直到潘汉年在1982年*后，他的一颗悬着的心才落到了实处。

。　想看书来

解聘违纪名教授：闻一多与刘文典

1943年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应普洱（磨黑）大豪绅、盐商张孟希之邀，为其母撰墓志。张孟希赠他云土（大烟土）50两。这件事引起了联大同事的非议。这年5月，西南联大按惯例给教师发聘书。清华大学没有与时为系主任的闻一多商量，就径自把聘书发给了刘文典。闻一多本就对刘文典的普洱之行不满，对学校不和他打招呼就发聘书也很恼火。闻即给刘写信，表明不再续聘，声称即便发了聘书也要收回。信中不无讥诮：“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发此信前，闻一多曾找到时为联大文学院长（亦清华文学院长）的冯友兰，建议对刘停薪，并考虑解聘。冯友兰亦认为刘文典此举不足为人师表，同意解聘。曾是刘的学生，此时为刘的同事的王力为其说项，“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指刘）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对被解聘一事感到突然、不解，即给清华校长梅贻琦写信说：“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决不退缩，决不逃避，决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回事耳。今卖文所得，幸有微资，足敷数年之用，正拟以全副精神教课，并拟久住城中，以便随时指导学生，不知他人又将何说。典自身则仍是为学术尽力，不畏牺牲之旧宗旨也，自五月以来，典所闻传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胫以奉询究竟。”梅贻琦过了两个月复信说：“尊处暂未致聘，是非得已。想承鉴谅。”显然，梅贻琦对刘文典的普洱之行是有看法的。尽管他爱才如命，但对这种目无校纪的出轨行为，他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以戒众。

对立意气之争酿恶果：刘师培与章太炎

1903年，刘师培科场落第，返乡途经上海时结识了因宣传革命而屡遭清政府通缉的章太炎，章此时已是饮誉学林的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仰慕章的学问，引为知己。当时章太炎在《苏报》上鼓吹排满革命。受章太炎影响，刘师培思想幡然一变，从此绝意科场，主动投身*革命活动。《苏报》案爆发后，章太炎、邹容不幸被捕，刘师培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