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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一去无消息。

倘有悲秋寒婕蝶，

飞到天涯，

为向那人说。

别泪倘随归思绝，

他乡梦好休相忆。

他们互赠的这两首诗，表达了互相思念的情愫，沟通了彼此的心意，成为他们感情定格的内驱力。此后，他们在书信往还时，经常以“秋风”和“萧萧叶”自况。按照宋清如后来的说法，这个比喻竟成了“他们两个人一生的写照”。

在朱生豪23岁时，决定翻译莎士比亚的著作。他在信中告诉宋清如：他要将这部译著作为献给宋清如的礼物。1936年宋清如大学毕业后，到湖州民德女中教书。朱生豪给他写信，借口朋友的建议说：他们该结婚了。当时，宋清如虽然觉得他们的感情非常投契，但还没有想结婚的事。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感情铺垫，终于在1942年的5月1日在上海举行了婚礼。从此结束了他们十年间每三天一封情书往还的谈情说爱。

在上海这个沦陷区，生活极不稳定。婚后的第二年，他们就回到嘉兴朱生豪的老家，专事翻译莎士比亚的著作。本来宋清如是很有才华的诗人，可是为了支持朱生豪的翻译工作，她甘愿终日与柴米油盐打交道，默默地为了丈夫做出了很大牺牲。她的创作才华像昙花那样一现就无声无息了。

那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吃的是粗茶淡饭，营养严重不足，而朱生豪又夜以继日地伏案翻译，损害了身体。他刚翻译完《亨利五世》，就突然觉得肋间疼痛难忍，宋清如请来医生诊治，确诊为几种结核病并发。在20世纪40年代，结核病是不治之症。面对绝症，朱生豪没有遵从医嘱静养和治疗，而是急着赶翻译任务，终因劳累过度而于1944年12月26日病故，终年32岁。

朱生豪走后，留下了一个仅仅13个月的儿子和五部半没有翻译完的“莎剧”。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宋清如译完了四部半。在朱生豪着手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前，拟将他与宋清如的诗作结集出版。但因为沦陷区日本军队经常以各种名目搜查报馆和书局，他们已经编就的三本诗集，以及十年间的往还情书，都被抄走和毁坏。后来从报章收集了朱生豪的诗作58首，宋清如的诗作51首，总计109首，于200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们的合集《秋风与萧萧叶的歌》。

夫唱妇随，其乐融融：张友鸾与崔伯萍

1926年正月初十，著名报人张友鸾与崔伯萍结婚时，周作人送了一副喜联：“一个是文章魁首，一个是仕女班头。”引用了《西厢记》的唱词，吸引了很多宾客的注目。其实，朋友们早就以“张郎”和“崔娘”戏称这对恋人，因为他们的姓氏恰巧与《西厢记》中的张生和崔莺莺暗合；而且张友鸾在办报之余，喜爱古典文学研究与考证，他的第一部研究著作就是《“西厢记”批评与考证》，难怪朋友们拿他们开心了。

张友鸾比崔伯萍年幼一岁，可巧的是他们是在同一月同一天出生的。他们都在安庆城里长大，也都在安庆城里读中学，只是没有机会相识。1922年夏天，他们都考进北平平民大学，成了安徽来的同窗，很快就相识了。1925年大学毕业后，张友鸾受聘到成舍我办的《世界日报》当编辑，而崔伯萍则回家乡教中学。他们分别后比同窗读书时更为思念，经常书信往还，互赠诗文，寄托情思。终于在1926年，两人结为秦晋之好，从此成为生活和事业上的伴侣。

1929年张友鸾在南京创办《新民报》时，一度经费拮据，四川军阀刘湘闻讯派人表示可以出资支持，但张友鸾不乐意仰人鼻息地办报，予以拒绝。夫人崔伯萍为了支持他的事业，变卖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帮助他渡过难关。在南京，仅仅26岁的崔伯萍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全力承担起家务。无论张友鸾早出或是晚归，夫人都为他安排好菜饭，即使是粗茶淡饭，也尽力让他吃好，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正是因为崔伯萍的细心照顾，才使得张友鸾在繁忙的办报之余，有精力涉猎他喜欢的古典文学研究。因此在他的《汤显祖及其“牡丹亭”》出版时，他特意题写了“送给妻萍”，留给妻子作为纪念。

崔伯萍也是很有才华的。张友鸾的一些报界朋友经常聚在一起玩“诗牌”，每牌一个字，拼凑成诗。这样的打诗牌，没有诗词的功底是不敢介入的。有一次人手不够，崔伯萍被邀请入席。当一位牌友出得诗句“高楼堪小住，旧梦忆炉青”时，下面就轮到崔伯萍了。她略微沉吟了一下得出诗句是“纤手临春水，影惊池底鱼”。她的诗句，惊动四座，大家拍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