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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平后，沈从文就着手准备与张兆和的婚事，可是他手头没有多少积蓄，张兆和就将自己一只戒指，让沈从文当掉。当时，沈从文寄居在杨振声家里。这一天杨家的管家将沈从文换下的裤子拿去洗时，发现口袋里的有张当票，恰巧沈从文不在，就交给了杨振声。杨振声这才发现沈从文手头拮据，就预付给他50块钱的薪金。几年后，杨振声与张兆和的四妹提起这件事时说：“订婚时都是男士送给小姐戒指，作为信物，哪有还没有结婚，就当掉小姐的戒指的！”

抗战爆发后，杨振声、沈从文与北大、清华的一批教师撤离北平。杨振声被任命为长沙临时大学的主任秘书，负责组织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师生南迁的疏散和善后工作。西南联大成立时，杨振声担任叙永分校主任，聘任沈从文为国文系教授。过了一段时间，张兆和带着杨振声留在北平的子女来到昆明，他们和杨振声一家住在蔡锷的旧居里，形成了一个特殊时期的“临时大家庭”。大家一起做饭，一起吃饭，长幼有序，其乐融融。此间，杨振声、沈从文和朱自清等人在教务之余，仍然继续编纂国文教科书。他们分工细致，每周聚会一两次，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抗战胜利后，他们一起回到北平，杨振声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沈从文在中文系任教，直到解放后杨振声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工作，沈从文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他们才分居两地，很少见面了。

落魄时的忘年交：陈独秀与台静农

陈独秀与台静农都是安徽人，陈独秀的家乡怀宁和台静农的家乡霍丘，都属于皖北，却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陈独秀曾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可是在台静农1922年进入北大时，陈独秀已于1920年离开。一向很尊敬陈独秀的台静农，在抗战前却一直无缘与陈独秀相识。

在1938年10月他们却在四川江津县（今重庆市）意外地相识了。1937年8月陈独秀被释放出狱后，他和妻子潘兰珍在武汉住了一段时间，于1938年7月搭乘中国银行的飞机到了重庆。几天后他们来到江津县，投奔他的好友邓仲纯。这一年的10月19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行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老舍邀请住在江津白沙场的台静农，到重庆作鲁迅生平报告。第二天台静农回到江津，顺便去看望他在山东大学时结识的好友邓仲纯。邓仲纯在这里开了一家“延年医院”。台静农刚一进门，邓仲纯就大声说：“静农到了！”原来陈独秀听邓仲纯说台静农要来，就提前到他的小医院来等台静农。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江津县城与白沙场都是长江口岸，两地坐船只有三个小时的路程，陈独秀与台静农时常见面和通信。当时，陈独秀准备写两本书，一本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书，一本是有关文字的书。他将在南京狱中写的《中国古史表》寄给台静农，请他油印二十余份。他给台静农写信说：“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有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以毒害青少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以遗同好，免完全丧失也。”关于文字的书，他倒是为了糊口编了一本《小学识字读本》。书名“小学”，即含有汉代以后以研究文字为“小学”的意思，也意味着为小学教师所用。他写这本书，目的是想诠释文字的来龙去脉，让学习者知其所以然。他运用了许多新兴学科知识，克服了古人的局限，这确实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他在编写这本书时，台静农给予他很多帮助。当时台静农在编译馆挂职，经常给陈独秀借阅一些参考书，还为这本书联系出版事宜。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答应出版，并为陈独秀预支稿费五千元。遗憾的是陈独秀没有来得及见到这本《小学识字读本》的付梓，就在1942年的5月病逝了。

为了感谢台静农，陈独秀生前将自传手稿送给台静农，他在后面写道：“此稿写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时居南京第一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兹赠静农兄以为纪念。”　陈独秀在江津居住的四年间，与台静农通信百余封，台静农成为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忘年朋友，事无巨细几乎都依靠台静农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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