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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暑假期间，他们在未名湖畔举行了婚礼。新婚的第四天，费孝通应广西省政府的邀请，到大瑶山考察。此时的王同惠在读三年级，也申请参加了这次考察。因此他们将这次考察也赋予了蜜月旅行的意义，归来后，费孝通就准备到英国深造了。

对于学习社会学的这对新婚伉俪来说，此行是极为难得的。他们饱览了沿途风光和社会风情，一直处于兴奋、幸福的情境之中。到达南宁后，他们与广西国民普及基础教育研究院的人员一起，制定了社会调查方案。同年10月18日，费孝通夫妇在翻译和向导的陪同下，到大瑶山腹地调查。这时的王同惠发现自己怀了孕，但是为了丈夫的事业，她坚持留下来，协助丈夫的社会调查。然而乐极生悲，不幸的厄运却降临在她的头上。

12月26日这一天，他们一行人翻山越岭到罗运乡考察。山路崎岖陡峭，十分难走。怀孕的王同惠走起来十分吃力，费孝通就扶着她坐在一块大青石板上休息一下。不料翻译和向导不知他们掉队，继续前行。这时，夕阳下沉得很快，小夫妻俩着慌了，四处寻找也找不见向导和翻译，心里更是恐慌。费孝通见到远处有个柴门和篱笆，以为是一户人家，就前去求救。不料他刚踏进柴门就听哗啦一声落进深坑。原来这是山民们为捕捉野兽设置的陷阱！王同惠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将压在丈夫身上的木棒、石块逐个搬开，使尽全身力气将丈夫拉出了陷阱。她见丈夫身上多处受伤，不能行走，就安顿他躺在平地上，自己去寻求救援。

费孝通等着妻子，一个小时过去了，不见踪影，两个小时过去了，仍是如此。他痛苦地熬过了一夜，到东方泛白时，他心急火燎地匍匐着去找爱妻。到傍晚时分，一位瑶族妇女上山寻牛，发现了费孝通。她急忙跑回寨子，喊来两位青年将费孝通抬回寨子。通过寨子的一个小商贩的翻译，他们才知道了费孝通夫妇的遭遇。他们将这个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立即组织附近寨子的男青年，四处搜山，寻找王同惠。经过六天的寻找，搜遍了周围的山峦、沟谷，都不见王同惠的踪影。

费孝通思念王同惠，心神不宁。一天夜里他梦见爱妻掉进水塘里。他就将这个梦告诉给寨子的头领。当地村民随即到一处悬崖下的水塘寻找，果然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估计是她寻人救夫心切，失足落下悬崖，掉进水塘，因无人救助而罹难的。当时她只有24岁，与费孝通结婚仅仅108天。

当时，费孝通准备将爱妻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但因气温炎热，送葬船行到梧州时，爱妻的遗体已不便继续运输，费孝通就在梧州白鹤山将爱妻安葬了。费孝通为爱妻竖了座石碑，并亲自撰写了碑文：

“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日，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本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犹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遍搜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二十五年五月费孝通立。”

费孝通回到北平后，将他与爱妻在大瑶山调查的资料整理成书《花篮瑶社会组织》，署名王同惠，在上海出版。1939年费孝通与孟吟女士结婚后，他们生的女儿取名费宗惠，乳名小惠，就是为了纪念前妻王同惠的。后来费孝通的代表作《江村经济》出版时，在扉页特地注明：“将此书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可见生死之情永铭心间。

苦命鸳鸯成眷属：鲁藜与刘西颖

著名的“七月诗派诗人”鲁藜，生于1914年，福建同安县人。1937年胡风主编的《七月》创刊后，鲁藜经常在《七月》上发表诗歌，成为“七月诗派”的成员之一。虽然他和胡风仅仅在1949年有过一面之交，但在1955年的胡风事件中，仍不免受株连，被抄家、隔离审查和劳改。

他的妻子王曼恬是毛泽东的表兄王星臣的女儿，但这样的“皇亲国戚”也并没有使他免受胡风事件的牵连。鲁藜被隔离审查后，王曼恬为了划清界线，与他离了婚。

而与此同时，一位比他小24岁的女子却时时挂念着他。她就是刘西颖，出身于天津一个普通的电工家庭。12岁时，她父亲去给当时在天津市文联工作的鲁藜家修理电灯，她跟了一块去，见鲁藜家有很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