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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更便于团结社会名流。郭沫若经常将自己写的文章、剧本、诗歌读给周恩来听。他们字斟句酌，共同讨论，有时候为了一句话或一句台词，都要切磋老半天。郭沫若的《屈原》写成后，周恩来亲自读剧本，还几次到剧场看排练。特别是对剧中的《雷电颂》十分赞赏，他说，屈原没有写过，也不可能写得这么好。这是郭老借屈原的口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怨愤。为了提高演出质量，周恩来还将饰演屈原的演员请到红岩村，对演员表达的情绪进行了反复的指导。

1940年9月，国民党免去郭沫若军委第三厅厅长职务，周恩来闻讯找到蒋介石交涉，迫使蒋介石重新组建文化委员会，由郭沫若负责。1946年重庆校场口事件中，郭沫若被打伤，周恩来立即前往现场，痛斥暴徒，保护郭沫若离开险境。周恩来对郭沫若非常信任，经常邀请一些党内同志或党外朋友，在天官府郭沫若家里举行茶会或便餐，交流思想，联络感情。在郭沫若50大寿和创作25周年时，周恩来先后搞了两次小型聚会，邀请几位亲近的朋友为郭老祝寿。

周恩来对郭沫若的评价很高，他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者，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少年中国学会的小勤务：李大钊与秦德君

秦德君于1905年8月出生在四川忠州的一个破落家庭。13岁时考入成都的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入学的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女子实业学校的学生们积极响应，声援北平的爱国学生，秦德君就是其中的骨干成员。在声援运动中成立了四川学生联合会。她以“秦文骏”为笔名在学生联合会主办的报章上发表文章，批判旧礼教，呼吁男女平等，抵制日货，还参加演剧活动，剪掉辫子，留短发。她的这些反叛活动，遭到守旧势力的打击。于是她决定到重庆找“全川自治会”负责人吴玉章，想请他帮助到俄国去。

1920年初，秦德君女扮男装来到重庆。吴玉章给她100块大洋，推荐她到北平找李大钊，帮助她去俄国。到北平后，李大钊告诉她：前一批去苏联的骆宾基等人被反动军阀扣押在哈尔滨。现在没法出国。这样，她便恢复女装，在李大钊手下当勤务员，为“少年中国学会”做些事务性工作。李大钊像对待自己的女儿那样呵护她，爱护她。

1922年的一天，李大钊等人到上海办事，带秦德君到上海，安置她到闸北的袜厂学习织袜技艺。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后，她到平民女校工作部当师傅，交给学员织袜技术。秦德君住在平民女校二楼的一个亭子间里，作为地下党的一个活动站。李大钊、陈愚生等人来上海时，经常带着人来她住的这个亭子间开会，秦德君在楼下为他们放哨。

第二年，李大钊途经上海，到杭州西湖主持“少年中国学会”的第二次会议。他特意来看望秦德君。临行时，秦德君到火车站为李大钊等人送行。她将李大钊等人送上车厢，像为亲人送行一样，久久不愿离去。在火车开始启动时，她还没来得及下车，就想跳下火车。李大钊急忙拉住她，为她补了车票，带她到了杭州。西湖会议结束后，李大钊回北平时，特意将秦德君交给邓中夏，委托他帮助秦德君到南京读大学。从此，秦德君再也没有见到李大钊。直到1927年秦德君在郑州住院时，才从报纸上得知李大钊牺牲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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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拆狱空叹息：潘汉年与杨帆

*，原名石蕴华，于1912年生于江苏常州。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教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南京“救国会”的成员，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到上海从事文化界的救亡协会工作。1939年率领上海人民慰问团到皖南慰问新四军。随后留在皖南，担任项英的秘书。此后，他的工作虽有调动，但一直在根据地做保卫、联络和调查工作。

1942年10月开始，担任延安整风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借延安整风运动，搞了一次“抢救失足者运动”。1943年，27岁的凌子风怀着抗日救国的决心，历经艰险来到延安。当时，每个从“国统区”来延安的青年人，都要写份材料介绍自己是怎样接受共产党的影响，怀着怎样的动机来延安的。单纯的凌子风便如实汇报：在南京戏校读书时，老师石蕴华介绍他加入南京救国会，开始受到共产党的思想影响，倾向革命，才投奔延安来的。不料，康生却由此产生了一个“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