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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集》。

1933年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在烈士公葬后不久病故。在周作人的帮助下，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进入孔德学校半工半读。1939年8月，星华带弟弟光华从老家来到北平，周作人安排她在伪北大的会计室当出纳员。1940年星华又带光华和一个三岁的孩子去延安，临行前，经周作人帮助，预支了两个月的薪水作路费，并办了出北平必需的“良民证”。

1938年12月，李大钊的次女李炎华和她的爱人侯辅庭来到北平，周作人将卖给北京女子师大的李大钊遗书所得的一百二十元钱，分给她一半，余下的一半送给星华和光华。可以说周作人对李大钊做到了真正朋友能做到的一切，也足以证明他们的友谊是真挚而深厚的。

恩人变仇敌：萧乾与曹禺

萧乾和曹禺是同龄人，他们都生于风雨如磐的1910年。他们都与天津有缘。萧乾是在1935年7月燕京大学毕业后，经沈从文举荐进入天津《大公报》编了四年副刊；而曹禺则是在天津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萧乾与曹禺结缘始于萧乾主持《大公报》副刊之后。

萧乾接手《大公报》副刊之时，正是曹禺的《雷雨》轰动天津舞台之日，他当即发表了*吾的评论文章，给予《雷雨》很高的评价。到1935年的冬天，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将曹禺找回学校，和他一起编译和排演一出中国化的《财狂》（即莫里哀的《悭吝人》）。张彭春组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剧组班子，除了南开新剧团的新老骨干外，还请留美归来的林徽因设计布景，因而引起了萧乾的注意。在《财狂》公演时，萧乾在副刊上推出了“《财狂》公演特刊”，亲自撰文给曹禺饰演的主人公阿巴贡（改译韩伯康）以很高的评价。

1936年曹禺的《日出》出版后，萧乾更是“像寻宝者那样以发现新人为乐”的胸怀，先后组约了三个整版的稿件，陆续刊发了李广田、茅盾、孟实（朱光潜）、叶圣陶、沈从文、靳以、黎烈文等十数篇名家及普通读者的“集体批评”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本着“不阿谀、不中伤”，心平气和，与人为善的精神，与作者进行交流的，因而引起读者的兴趣，加深了读者对于剧本的理解，也有助于提高《日出》的影响力。为此，曹禺对萧乾这位“好心的编辑”，还是心存感激的。

1936年是《大公报》创刊10周年，准备搞一次纪念活动。萧乾趁机建议借鉴美国普利策奖的方法，搞一次文艺作品评奖。在这次评奖中曹禺的《日出》榜上有名。这就进一步奠定了曹禺在文坛的地位。后来因为萧乾出国十几年，他与曹禺失去了联系。

然而，1957年的反右斗争，却使曹禺忘却了昔日萧乾的提掖。这或许是出于自保，或许是出于压力，或许是想“听从召唤”，竟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提掖他的“恩人”萧乾。这种失误经历了“*”的洗礼，曹禺的内心是否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想法，则不得而知。难得的三次相处：闻一多与梁实秋

闻一多与梁实秋一生中有过三次相处较多的机会。

第一次是在北平清华学校。闻一多比梁实秋年长三岁，早于梁实秋进清华读书，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使这两个积极分子建立了联系，但他们个人的友谊，还是从“小说研究社”开始的。

五四运动落潮后，这伙青年学子产生了一种对社会发言的冲动。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梁实秋与顾一樵、翟毅夫、齐学启等六个同学，于1920年创办了“小说研究社”。他们找了间没人住的学生宿舍，定期开展活动。闻一多得知后，就申请加入。随后又吸收朱湘、孙大雨、饶孟侃等人参加，壮大了力量。第二年，“小说研究社”接受闻一多的建议更名为“清华文学社”，并推举闻一多为书记，梁实秋任干事，并肩共事。

对新文学，他们的观点也一致。对于当时出现的新诗，他们认为既然是“诗”，就应该讲究“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而不能写得俗如白话。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闻一多写了《冬夜评论》，梁实秋写了《草儿评论》。可是这两篇长文投寄出去，却一直没有回音。这两个血气方刚的大学生耿耿于怀，激愤于没有对社会发言的机会。不久梁实秋的父亲梁咸熙知道了他们的苦衷，就赞助100元钱，将这两篇评论长文出版了。随后，他们分头开始了诗歌创作，旨在用诗的实践来体现自己的诗的美学观。闻一多将自己的新诗编为《红烛》，梁实秋将自己的新诗编为《荷花池畔》，还请闻一多为这本诗集设计了封面。闻一多本想将这两本新诗集一并推出，不料梁实秋中途变卦，被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