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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的顺序是：

1、病人的配偶（除非合法分居）。

2、病人的成年子女（如果有一个或者几个成年子女，病人的医生和医院方面将尽可能地找到他们的大多数）。

3、病人的父母亲。

4、病人的家庭同居者（假如病人没有结婚）。

5、病人的兄弟姐妹。

6、病人的成年好朋友，并且他（她）熟悉病人的健康护理观点。

如果医生或者院方不能设置任何一个自愿为你做决定的人，病人的医生会在院方一个伦理委员的讨论决议之后，做出健康治疗决定。如果这条也不可能，病人的医生需要和另外一个医生进行讨论，然后做出决定。

为了使得病人事先对有关生存意愿的法律规定有详细的了解，医院因此提供相应的书面资料，并要求病人与家人、医生以及牧师认真研究讨论，因为病人一旦入院，自己意识清醒并有能力做出判断当然可以自己做决定，但是万一出现紧急状况，病人失去意识，自己已经无法对个人的健康护理做出决定，这个时候就需要由病人事先指定的医疗代理人来决定了。在这种情况下，事先经过深思熟虑，和家人进行讨论，与医生沟通，了解相关的医疗危险和治疗方法，做出合情合理的选择，便是一个对生命理性的认知过程。

就这样，根据医院的要求，我生平第一次签署了一份生命愿望文件，也就是所谓的遗嘱。

记得签署文件的时候，我们请一个邻居朋友做公证人，我在文件上签好我的名字，日期，我先生也郑重其事地签署他的名字和日期，然后我们的邻居也如法泡制。当我把文件交到我先生手上，请他邮寄给　医院的时候，我半认真地对他说：我把自己和宝宝的生命都托付给你了。我看到我先生的神色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

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另外一个人，这意味着什么？有多大的意义？饱含多少信任？平时我们很少有人会思考此类问题，但是当我们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把自己放在这个激情交叉点上，让自己的灵魂和肉体经历一次煎熬和考验。

在这个时刻，托付的人会思考，自己信任和依靠的对象是否值得信任和依靠，或者这个人是否有能力承担得起这份重任？而被托付的人则要惦量一下肩上的重担，活动一下腰背，体会一下自己是否可以承担，如何承担得起？面对另外一个人交付给自己的宝贵生命，摸着良心，品味着道德，权衡着心中的天平，那滋味是值得一番回味的。

我是一个活得非常仔细的人，又因为曾经做过法制节目的制片人，因此，我对涉及生死的法律问题格外关注，我希望在神智清醒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做出安排和决定，并按照相关要求指定健康护理监护人，事实证明，所有的准备都是必要的。

生大女儿的经历已经过了很多年，但当时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所有的细节都还记得很清楚。如今闪回，如同电影画面，一个一个镜头穿起来，一幕幕人间故事就又呈现出来。

记得当时在医院产科接待处登记完毕，就有护工用轮椅给推进待产室。按照护士的吩咐更换好病员服，护士进来一检查，啊！宫口都开五公分了，看样子你的宝宝等不及了，赶紧叫医生来。

我的产科医生夏洛克那天正好在医院当班，一溜小跑过来，给我做了检查，便吩咐把我转送大产房。

大产房是给有特殊情况的产妇预备的，我因为是高龄初产，医生担心我会难产，所以把我送大产房，那里有专门供剖腹产手术以及紧急抢救用的各种设备和器械，当我被推进去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有两大车手术器械闪亮地摆放整齐，严阵以待。

看样子，我的医生是做好我难产的思想准备的，准备给我来个caesarean（剖腹产）手术的，不然为什么显得如此慎重，尽显团结紧张严肃，却一点也不敢活泼。美国医生的处世原则就是这样，对有可能出现紧急状况的病人，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

我的一个韩国女朋友曾经在怀孕六个月的时候，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过程。

这个韩国女孩婚前体质就不太好，就是一个韩国版林黛玉，怀孕以后本来孱弱的身体大概无法承受两个人的负担，经常生病，当胎儿六个月的时候，竟然发展到要入院抢救的程度。

本来她入住的是住所附近一家城区医院，因情况突变，医院决定把她转送到条件更好的综合医院进行手术，从地区医院到城市综合医院，如果用救护车送也就十五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