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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梨树上接上梨树的苗子，酸枣树上接上枣树的苗子。这些树木大多生长在涧畔上，已经生长多年了，果树嫁接后第二年就可以结果。苹果树也是在水秋树上嫁接的，跟梨树一样，不是直接播种的。凤凤把孩子喂饱后交给奶奶，然后跟着小叔来到山上，两口子起早贪黑在那里忙活着。山上的土地贫瘠，种庄稼都不好好长，果树能否结果还是个未知数，于是村里的人都在等着看他们的笑话哩。特别是薛大毛父子认为小叔是在瞎忙活，最后将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们嘴上不说，心里早就开始乐上了。

土地承包后，队干部没有原来那样忙活了。梁家河按照人口把滩地、山地都分了开来，每天再不用听钟声上工了。天不亮一些人已经下地，干到星星出来还不回去。人们把热情投注在这片土地上，收获着希望。

刚开始的时候父亲有些不习惯，尽管他依然是梁家河的干部。洛河公社改成了乡政府，生产队支书变成了书记，队长变成了主任。薛大毛比父亲更不习惯，喜欢指挥人的队长突然感觉到太失落了！那种战天斗地的热闹场面没有了，如今一家人在地里干活，感觉索然无味。最让他寒心的还是两个儿子不愿意听他指挥，家里除了老婆陈改秀外，没有人愿意听他的唠叨。这世道简直变得太快了，快得他都跟不上了。要是在队上，他还能吆喝几声，一呼百应，在家里却什么也不是了。给这么几个人当领导——窝囊！大毛一时真的还不能适应。

小叔承包了山林后，跟我们分开过了。父亲一开始是希望一家人在一起的，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小叔说凤凤有意见，有意见就及时处理，要不时间长了就会出问题的。父亲尊重他们的决定，把家里的东西一分为二，小叔就分锅另灶过起了三口之家的小日子。

生产队解散后父亲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忙了。家里有两个上学的孩子，经常捉襟见肘，粮食只能勉强够吃，经济上一直很紧张。一家人住的还是十几年前的土窑洞。窑洞没有窗户，闭上门就黑洞洞的，跟原始人住的山洞似的。也难怪，一家人辛苦一年的收入还没有城里人一个月的工资高。以前上面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私人搞经济，现在放开了，大家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增加家庭收入。父亲到县城后发现到处都在搞基建，搞基建需要大量的荆笆。这些荆笆是用山里的荆条变成的，一个五角钱，顶生产队时成年劳力两天挣的工分值。父亲回来后便拿了一把镰刀和绳子上山了。

父亲用编荆笆卖的钱给我们添置了新衣服，弄了一些白灰把窑洞粉刷了一下，在门旁安了扇窗，家里一下子变得豁亮了很多。奶奶穿上了父亲买的新衣服，高兴得合不拢嘴。奶奶让父亲给继母也扯一件布衫，继母不要。继母说她一年四季围着锅台，又不到哪儿去，穿新衣服干啥？父亲也拒绝穿新衣服，感觉新衣服穿在身上很不自然，走路都有些别扭了。

洛河中学也在搞基建，准备盖几间教室。前几年因为学生每天都在搞校园劳动，或者在北峁上拉电线，很少在教室上课。我们的整个初中其实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等到高考恢复，就知道学习了，却已经晚了，基础知识都不知道，高年级的课本看不懂。但是不管怎么说，学校开始重视教育了，学生再也不用到北峁上劳动或者搞勤工俭学，有大量的时间学习了。

父亲编的荆笆很结实，在工地上非常受欢迎。砍一捆荆条才能编两三个荆笆，把人累得半死。工地上又不肯涨价，但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亲还得咬着牙继续编。后来学校负责基建的人发现父亲老实，便把打基子的活给了父亲。打基子就是把黄土装进磨具里，然后用柱子夯实。基子脱模晾干后可以垒墙，因为成本低，成为那个年代农村和乡镇盖房的主要建筑材料。一个土基五厘钱，父亲每天可以打七八百个，能挣三四元钱，比编荆笆好多了。一天三四元，这在当时已经算相当高的工资了，父亲很高兴。只是打基子是个非常受苦的活，偷不得半点懒，每块基子都要把力气用到，因为黄土是疏松的，砸不瓷实拿起来就碎了。父亲每天起早贪黑不停地干，一天下来两只胳膊都肿了，第二天疼得拿不动东西。打基子的土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运一次土可以干两天。打好的基子要整整齐齐地摞起来，疏密得当，如果干燥不均匀就会坍塌。有时还会遇到意外的事情。刚开始的那几天父亲只顾了干活，没注意天气，结果基子被一场大雨全浇湿了，成了一堆泥。看着几天来的劳动成果化为泡影，父亲难受地蹲在那里，任冰冷的雨水把自己淋透，发出一声声长长的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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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父亲　十九（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