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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毕竟聪明，见田文摆平了老脸与自已周旋论道，便知道此人绝不是那种凭功劳说话的人物，所以才有了史料所载的“起默然良久，曰‘属子之矣。’”吴起的服输，实际上显然是讲求实际的政治家的顾全大局。不想，却被太史公解读成了“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这个田文，既不是后来的孟尝君田文，史料中也没有任何只言片语的功业，史料中的全部踪迹便是与吴起的这几句对答，及“田文既死”四个字。如此一个人物，豪气干云的吴起如何便能“自知弗如田文”？太史公此处之认定。只能看做一种误读，而不能看作事实。

历史烟雾之深，诚为一叹也！

重要大臣将军之间的这种微妙状况，魏武侯不可能没有觉察。之后的处置方式，立即证明魏武侯对吴起早已经心存戒惧了。田文死后，公叔为相。这个公叔丞相欲将吴起从魏国赶走，与亲信商议对策。其亲信说，要吴起走，很容易。亲信的依据是秉性评判：吴起有气节，刚正廉明并看重名誉。潜台词很显然，这等人得从其尊严名誉着手。亲信谋划出了一个连环套式的阴谋：先以固贤为名，请魏武侯将少公主嫁给吴起，言明以此为试探吴起的婚姻占卜——吴起忠于魏国，则受公主；若不受婚嫁，必有去心；魏侯必从，而后由丞相宴请吴起，使丞相夫人的大公主当着吴起的面辱贱丞相；吴起见如此公主，必要辞婚；只要吴起辞婚，便不可能留在魏国了。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吴起辞婚，魏武侯怀疑吴起而疏远，吴起眼看在魏国无望，便离开魏国去了楚国。这是一则深藏悲剧性的喜剧故事，使吴起的最终离魏具有了难言的荒诞性。

吴起离魏，至少证实了几个最重要的事实：其一，魏武侯疑忌吴起由来已久，绝非一日一事；其二，魏武侯已经没有了囊括人才的开阔胸襟，也没有了坦率精诚的凝聚人才的人格魅力；其三，魏武侯时期，魏国的内耗权术之道渐开，庙堂之风的公正坦荡大不如前。从魏国人才流失的历史说，吴起是第一个被魏国挤走的乾坤大才。

魏惠王后期，魏国尊贤风气忽然复起。

魏武侯死时，魏国的庙堂土壤已经滋生出了内争的种子，这便是魏武侯的两个儿子，公子罂与公子缓争位。这个公子罂，便是后来的魏惠王。公子罂得到了一个才能杰出的大夫王错的拥戴效力，占据了魏国河外的上党与故中山国之地，公子缓失势。可是，公子罂还没来得及即位，韩赵两军便进攻魏国了。韩赵遵循晋国老部族相互吞噬的传统，要趁魏国内乱之机灭魏而瓜分之。浊泽一战，公子罂军大败，被韩赵两军死死包围。然则，一夜天明，几乎是在等死的公子罂却看见两支大军竟然没有了。事后得知，是两国对于如何处置魏国意见相左。各自不悦而去。对这场本当灭魏而终未灭魏的诡异事变，战国时评是：“君终无适子，其国可破也！”也就是说，魏武侯终究没有堪当大任的儿子，魏国原本是可以破灭的。言外之意很显然：没有灭国，并不是公子罂的才能所致。然，公子罂不如此看，他将魏国大难不死归结于二：一是天意，二是自家大才。是故，公子罂即位之后立即宣布称王，成了战国时代第一个称王的大国（自来称王的楚国除外）。

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称霸前期，衰落中期，迁都大梁之后的末期。第一时期是魏国的全盛霸权时期，大约二十余年；其时白圭、公叔痤先后为相，庞涓为上将军，率军多次攻伐诸侯，威势极盛，国力军力毫无疑义地处于战国首屈一指的地位。第二时期，以三次大战连续失败为转折，魏国霸权一举衰落。这三次大战是围魏救赵之战、围魏救韩之战、秦国收复河西之战。第三时期，以魏国畏惧秦国之势迁都大梁始，是魏惠王的最后二十年。

总括魏惠王五十一年国王生涯之概貌，成败皆在于用人。

魏惠王其人是战国君主中典型的能才庸君。列位看官留意，历史不乏那种极具才华而又极其昏庸的君主。秦汉之后，此等君主比比皆是，战国之世亦不少见。魏惠王者，一个典型而已。魏惠王之所以典型，在于他具备了这种君主给国家带来巨大破坏性的全部三个特征：其一，聪敏机变，多大言之谈，有足以显示其高贵的特异怪癖，此所谓志大才疏而多欲多谋也，与真正的智能低下的白痴君主相比（譬如后世的少年晋惠帝），此等“庸君”具有令人目眩的迷惑性，完全可能被许多人误认为“英主”；其二，胸襟狭小，任人唯亲与敬贤不用贤并存，外宽内忌。这一特征的内在缺陷，几乎完全被敬贤的外表形式所遮掩，当时当事很难觉察；其三，在位执政期长得令人窒息，一旦将国家带入沼泽，只有渐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