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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绕来绕去半个多小时，才正式办理了出国的有关手续，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然后飞了七、八个钟头，飞机终于降落在马来西亚这个陌生国度的大地上。临近降落时，在天上往下看，地下一片灯火辉煌，一落在槟城机场，真的如同白昼。出了机场，人家组织了六台高级车辆欢迎我们，按照新闻写法的顺序，到机场迎接的有：原槟城州长许岳金先生夫妇、华人周丙南夫妇、华人槟城议员、周氏族长周参同先生以及其他随行人员。大家握手寒喧、互相介绍以后，有两个妙龄少女给我们每个人脖子里都套上了一个像是中国的木锦花编织的花环，在照相机镁光的闪烁下，我们六人“骑葫芦过河——曳起了大蛋”，俨然以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自居，在异国他乡做青天白日梦。

许岳金、周参同二位先生送到住处之后就告辞了，只有周丙南及其家人陪同我们。数九寒冬，天气炎热，我们恨不能把身上的包装扒光后，到街上一个华人餐馆用餐，吃的“欢迎国宴”十分简单，不过是像旅游团队安排的饭食一样，一荤三素四个菜一个稀汤，白米饭随便吃。下榻的“国宾馆”叫“岐山堂”，也就是周氏祠堂。在国外，华人社区都按照姓氏建立一定的社会组织，然后集资建立祠堂，一个姓氏搞一个聚会地点，都可以在异国他乡同姓相吸、祭奠祖先。就这一点，已经充分体现了血浓于水，中华民族的确具有不可战胜的凝聚力。这座祠堂，占地约有三百多平方米，底下一层是一个大厅，我们住在二楼，二楼是一个中型厅，一面临街，其余三面分隔成一间间房子，原是人家族长们在节假日和开展重大活动时分头议事的地方。平时没有用处，接待客人住宿，搞一点养活祠堂的收入，倒也不失为华人社团善于经营的精明之处。作为“团长”，我一个人住了一间，其余的人每两个人一间。这里离赤道只有270多公里了，一年到头，气温没有低于30°的，所以每个房间都装有“冷气”——就是我们叫做“空调”的家用电器，人家的空气温度只高不低，不需要调节冷暖，只要有冷气就行了，所以不存在“空调”这一说法。屋里没有电视机，我对周丙南十几岁的儿子周英豪及他们的佣人——一个黑膝膝的印度小伙子比划了半天，他们才弄明白，给我搬来了几本介绍周氏宗族情况的书籍以及马国的报纸杂志，兴奋得睡不着觉，就啃这些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跑到马来西亚我才得知，原来姓周的祖先在陕西岐山，所以这座祠堂被命名为“岐山堂”。

第二天一大早，看祠堂的老人送来了一份《槟州日报》，报纸上的第二版赫然登着我们的照片以及“中国中原商贸文化考察团”今日到达槟州的消息，扎扎实实地让我们几个人激动了一阵子。接着，又是周丙南一家给我们送来了盒饭，在住室外边的一个大桌子上，每个人面前铺上一张油纸，饭菜一古脑儿倒在上边，没有筷子，只发给你一只勺子自己想办法解决。然后，大家喝自来水。两餐下来，我才恍然大悟，我们是什么“商贸文化考察团”？狗屁，无非就是些旅游观光客嘛，那些机场迎送、登报纸不过是一种巧妙的安排，让我们宾至如归，妄自尊大，可以自欺欺人罢了。我和诚友老兄商量，这里的一切不必去考虑它，我们的目的是销售香菇。只要能够赚上一把，再苦再累也都值得。正所谓：

“团长不要紧，出国才是真；

只为卖香菇，书记不算人。”

人家安排的“商务文化考察”活动的地点是在离这里还有几站路的叶姓的祠堂，名称为“安南会馆”，负责人叫叶宗盛。这个地方虽然要比“岐山堂”大得多，但租用的费用并不算贵。我们的国际贸易经过一天的紧张筹备，第二天就开张营业了。由于安排我们去的周丙南先生及其他友好人士提前做了不少工作，前几天还是不错的。粮食开发商老太太原来也带有玉器，她和那个卖玉器的两个人摆开展品，实行强强联手，展销挂钩；书法家运指如飞，在带去的中国宣纸上，给来访人的名字以及大、小老婆的名字嵌在顺口溜里写上去，无非是一些祝福贺喜的淡话，润笔费让马来西亚同胞们随心布施，十个马币到一百马币不等，居然比我们还要吃香。这样看来，他们更加不算什么“商贸文化考察”，至多是一些街头杂耍的艺人而已。我和诚友卖香菇才是真有一些商贸的气息。两天就卖出了一百多千克，而且价格也不错，一千克最高卖到115马币。一个马来西亚货币抵人民币的元，而我们在家的收购价只是每千克在50元左右人民币，可想而知，这一百多千克香菇，扣除“豆腐盘成肉价钱”的车马运输费用，仍是多么地赚钱。我们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旅游观光客人，有了与梦想相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