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3/4 页)

在租界外强行修筑的一条马路。因马路治安由工部局巡捕房管理，马路两侧治安则由中国警察管理，结果造成两不管的局面，罪犯在马路上作案，只要逃入路边弄堂，巡捕房就无权追捕了；而罪犯在马路两侧犯罪，只要窜上马路，中国警察就只能干瞪着眼吹胡子了。

“七十六号”在中国近代特务史上有着不可忽略的一页，它是汪精卫的特务组织所在地，全称是“GMD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它的特务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暗杀、绑架、颠覆、美人计、离间计等等，综合了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和GMD军统、中统的种种伎俩。“七十六号”的始作俑者和头目是原GMD中统特务李士群。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1905年4月24日。早年丧父，与胞妹靠母亲种地为生。二十年代初到上海，先后入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读书，后留学苏联东方大学。北伐开始后，他投笔回国。在大革命高潮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李士群以记者身份做掩护在上海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后遭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李托人走通并拜青帮大流氓季云卿为师傅，才幸免一死。1932年他被GMD特务逮捕，随即叛变，任GMD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的直属情报员，并于丁默村等一道主编由陈立夫、陈果夫控制的《社会新闻》，攻击、诋毁中共与其他反蔣组织。

谁知1933年春，李士群在中统特务内部狗咬狗的争斗中，竟栽了一个不小的跟头，跌了个头破血流面色如晦。原来中统上海区区长马绍武上任后，与李士群等相处不和，李士群一伙竟设计将马绍武暗杀了。中统头子徐恩曾闻讯大惊，连忙电令上海限期破案。李士群作为重大嫌疑犯被关进了南京特工总部，受尽了折磨。后来他的妻子，同样是中统特务的叶吉卿用金钱和自已的身体买通了徐恩曾，才使李士群获赦。李士群受此大辱，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李士群奉命潜伏下来，住在南京中央路大树根七十六号。七十六这个数字仿佛在李士群的人生里有着十分奇妙的作用。他作为汉奸和特务头目就是在七十六号这个魔窟里张牙舞爪的。李士群被扮作女佣的日本女特务用色相引诱。1938年夏秋之间，李士群乘中统委派他新职之际，席卷全部经费，避开中统在广州的部署，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海防逃往香港，拜见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已。中村又把他介绍给日本驻华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山做情报工作。这样，李士群开始了他在上海的汉奸生涯。

七十六号原来是清末时期一个洋人经当时的上海道台衙门登记认可购买的一块地皮，后来他将这块地皮又倒腾给了一个法国人，法国人建造了这幢花园洋房，因而这块地虽然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按当时的法律，已不属于中国人所有。民国初年，这儿变为北洋军阀直系将领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长陈调远的私宅。上海沦陷后，一度为日军所占领，后来又移交给了汪精卫伪政府，把它作为特工总部的办事处。

李士群接手七十六号后，立即对它进行了改造。原来的洋式两道门被改为牌楼式，墙上开了两个马克辛重机枪的枪眼，在里面放了两挺重机枪，能形成交叉火力，封锁门前的道路。又在墙角挖了成梅花形的五个地堡，里面各放着一部火焰喷射器和一挺日本造的歪脖子轻机枪。二道门内东边，新盖了南北相对的二十多间单方，作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和审讯室，两边天见了一幢两开间的楼房，作电讯室。花园里的大花棚，改成了临时看守所，专门关押、审讯被抓来的抗日分子。中间是俩幢主楼。东面一楼称为“高洋房”，是李士群等头目活动的地方，一楼有会客室、会议室、储藏室，电话接线室等，二楼则是李士群和丁默村的办公室兼卧室。三楼上开了两个房间，做“犯人优待室”，专关一些被软禁的“高级人员”。西面一幢主楼是三开间，两边是石库门楼房，四周有花雕栏的走马楼，走马楼的檐口挂着很多红灯笼，楼梯与楼梯的交界处堆放着很多沙包，成三角形，每组沙包上面各架着一挺轻机枪，还有两个警卫，警卫手里牵着一只大狼狗。在走马楼中间的天井上新搭了一个玻璃棚，楼下前后两厢与客堂打通，改为一个大厅，再搭上一个讲台，算是“大礼堂”。其余的房间，则作为各处室的办公室。东主楼的侧面，还有一幢三开间的洋平房，是日本宪兵分队的营房。营房门口拉了一道电网。以宪兵准尉涩谷为首的七八个宪兵常驻于此，“七十六号”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监视之下。

除了这样的戒备，“七十六号”还在它的外围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