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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中国的每一次劫难，也都发生在外来的低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和无文化的农民革命政权，进行野蛮和半野蛮的统治时期。回顾“文革”十年，以破“四旧”为名，进行打砸抢者，一大半是无知的红卫兵；提倡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论，残酷折磨知识分子者，都是些文化低下的造反派。撇开特定的政治条件，与这些人肆虐文明、摧残文化的野蛮心理是分不开的。

像羯族的石勒，氐族的苻坚，由于长期统领部落，居游在汉民族的边境内外，虽然不断骚扰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感化也就相对多些，并由此产生出对于高级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们更追求民族的文明进步，甚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语，努力融入中华文化。拓跋氏则不同，胡服骑射，游掠虏获，许多陋习，迄无变化，抱残守缺，恐惧文明。

民族如此，具体到一个人，甚至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在这些人的头脑里，对于接踵而来的现代文明，时代进展，新鲜事物，生活变化，由于来不及适应，便产生所谓的“拒绝投降”的怨尤情绪。有的作家发思古之幽情，留恋昨天那其实一点也不愉快的贫穷生活，好像春节到了，才供应一把炒花生，倒是最公平的黄金时代，于是像古人怀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岁月，将满目疮痍的昨天，涂上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以阿Q式的精神来对抗现实。这和远古时期的拓跋氏，把同姓能婚、翁媳同庐、奴役制度、掳掠人口，视作正常现象甚至还引以为荣一样，完全因为变革而打乱了秩序，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尊崇的殊荣，也缺乏与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线上冲刺的力量，才对新时代带来的文明变化，像面对洪水猛兽似的畏忌。

因此，野蛮落后而顽固保守的拓跋氏，凭藉武力，统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作为战胜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文化上的差异，也形成可怕的压迫。弱的劣势文化，便要凌驾于强的优势文化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时常出现空白的由来。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使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挞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的发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汉人，一网打尽。因此，强劣而汰优，便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苦果。

所以，人类历史，就是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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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陈寅恪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在“文革”间受辱于无知的群氓之辈，也就不以为奇。凡落后者，无不反对开化；凡愚昧者，无不仇恨文明；凡文化处于低下状态者，无不对拥有文化的人，好的，采取戒备疑惧的态度；糟的，就是敌对仇视，欲除之而后快。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杀大权，他的第一假想敌，就必是知识分子无疑。哪怕知识分子已经匍匐在他面前，输款纳诚，三跪九叩，吾皇万岁万万岁，他也不放心，视那个磕头如捣蒜的文化人，为首先要防范的阶级异己分子。

得意与忘形（2）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化要想发展，主要因素，是统治集团不那么与知识分子为敌；次要因素，是社会相对稳定。两者俱备，就出现汉唐文化的辉煌气象。若战乱频仍，兵荒马乱，遍地哀鸿，民不聊生；如果统治者不跟知识分子太作对的话，如晚唐，如南宋，文化发展也不至于完全停滞。要是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赶尽杀绝的话，哪怕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也会出现全国范围里的万马齐喑的局面。

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把作家都关进“牛棚”的时候，一个个领教无产阶级专政，只知检讨悔过，低头认罪，苟延残喘，惟求活命，哪里还有工夫为文学兴灭继绝呢？——还真得感谢浩然先生，否则，那十年，在文学史上，就彻底空白了。所以，文化的兴废，艺术的枯荣，文明的发展与倒退，知识分子的生死存亡，全系于当权者的一念之间，确实是数千年中国的事实。

如果，北魏的崔浩，这位豪门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种难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蛮性，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性，而不得意忘形，将矛盾激化，历史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所以，有的知识分子，总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