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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蹬舵、推头，咬住了敌1号机刘景泉。刘急剧下滑摆脱。张以林从高度2000追到200米，距刘景泉150米处开炮，目见将敌机左机翼斩掉一块。负伤敌机勉强飞到马公附近，因再无法操纵，刘景泉跳伞弃机。我情报部门获悉：刘右腿中弹，左手受伤，头擦伤，腰扭伤，但仍清醒。被台湾渔船大元二号救起，再由运输机直送台南医院抢救。刘恨恨说：这次被打主要是发现敌机慢了。他们速度太快。

另一方面，赵德安也抓住了敌3号机，连续开炮三次，敌机背部中弹，现出朵朵火花。负伤F—84无力还手，摇摇晃晃向东南方飘去。

七、平时多流汗

1958年夏，死赖在台湾海峡上空不肯离去的乌云，像一块能把整个太平洋都吸收进去怎么拧也挤不干的大海绵，那雨忽大忽小说来就来真把人下得五脏六腑都要发霉长毛；又像一床不知有多宽多重多厚的大棉被，三伏天里把偌大一个世界捂盖得严严实实，憋闷潮湿不亚于眼下时髦的“桑拿浴”。

偶尔，太阳贼似地扒开云隙探头探脑露个脸，便又缩到见不得人的地方去，阳光，简直成了千金难求的奢侈品。夜半，有时又突然会刮起一阵强劲的海风，让浑身透湿的人们两手抱紧了双肩牙齿不停地打战，身上那一片片麻麻点点的东西不知是白天热出的痱子还是这会儿冷出的鸡皮疙瘩。

恶劣的天候，给部队备战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艰辛。

曾任九十三师炮团二营教导员的郭子兴老人说：那时他们的阵地设在大嶝岛最前沿。夜间上岛。一条舢舨一门炮，很不容易。上了岛更不容易。85炮本是小炮，不重，柏油大马路上，五个人可以拉着跑，现在不行了，乡间小路全翻成了泥浆。一脚下去，陷到小腿肚，炮轮子陷进去就再也转不动。卸掉轮子反而好拉。稍平一点地方，一个排可以拉动。上坡，得一个连。陡处，一个营加上民兵好几百人，才拉得动。从渡口到前沿，七八里远，就那么一寸一寸往前拖往前挪。拳头粗的绳子，炮三连拉断了十七根。全营十二门小炮，拉了三个晚上才到位。炮轮上了架，人也散了架，随便什么地方，躺倒就叫不醒。迷糊几个小时，干部脚踢巴掌打一个一个拽起来，不能睡，事情火急得接茬干！搞伪装，挖堑境，修炮位，搬炮弹！整整一个月，棉布军衣没干的时候，全都糟成了烂布条。没有替换，提倡穿麻袋，上边剪个洞，头套进去，再两边掏个洞，胳膊伸出来，腰里扎根绳子，下边刚好盖到大腿膝盖，集合站队，活脱一个非洲原始人部落。

连绵雨给部队带来的最大困难还是疥疮。郭子兴的营，有70％—80％的官兵烂脚。南方红土壤碱性又大，每天泡在泥里怎能不烂。轻者脱皮、流血，重者化脓、掉趾甲盖、露骨头碴，没有特效药，用淡盐水泡泡脚，清水洗净，抹红药水、紫药水，发点白布包起来，然后继续在烂泥地里跑路。

卫生条件差拉痢的也特别多，高峰时有的连队超过半数。二十八军炮兵原副军长刘华老人还记得，病号一下子猛增，太多了，黄连素根本供不上，几个军领导急得眼冒火，多亏八十二师三六二团一个卫生员，他在山坡上发现了土黄连，采摘回来熬汤，治痢疾，一喝就灵百发百中，于是，迅速在部队推广，才抗住了痢疾的蔓延。

十数万部队突然间集结厦门一线，各种供应成了大问题。最令各级头痛的是官兵体力、精力付出耗费巨大，却吃不饱吃不好。地方政府已竭尽全力，先把大猪抬来慰问，最后连四五十斤的小猪也送了来，无奈部队太多，杯水车薪，于事无补。部队每天吃压缩饼干，菜只有一种，海蛎子罐头，又咸又腥，北方兵尤其吃不惯，许多人一闻味就会呕吐。

炮三十九团原八连指导员赵树和老人说，那会儿，断顿一天、两天都是常事，开始一星期，罐头饼干也没有发下来，眼瞅部队饿得实在挺不住了，赵树和像个没头苍蝇似地乱撞。闯进附近一个步兵连部进门就下命令：你们的饭通通给我，我打借条，改日还。还好，碰到了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步兵连长，说：行，饭刚得，炮兵老大哥先抬去吃吧，我们再做。饭拉回来，天色已暗，地处前沿，不许掌灯，就那么黑灯瞎火地往嘴里扒拉。听着那阵阵酣畅的“巴叽”声，作为指导员的赵树和心头涌上稍许的宽慰。

赵树和的炮八连，七十几号人，临到炮战前夕，只剩不到二十个“全劳力”，其余五十几个非病即伤，好多战士虚弱得风一吹走路都打晃，但无一人下火线，全在工事坚持干。每逢吹哨休息，赵树和就同几个连干部到处去察看，瞅见哪个睡着了，赶紧去扒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