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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

没有比较，单论某一件事往往会得出五花八门的结论，而且看起来似乎每一个人说得又都有道理，但如果有了比较，那么一切就都变得简单清晰了。1840年鸦片战争时的清帝国和1853年时的日本是一样的，两国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国内状态也差不多，当英国人以30艘舰船和1万人的远征军入侵清帝国的时候，强大的清帝国竟然没有打赢过一场战斗；而仅率4艘战舰的美国海军准将佩里一出现在日本海岸上，日本也立马屈服了，但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和清帝国却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列强之一，而同治中兴后的清帝国仍然是一个挨揍的对象。因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改革，而同治中兴，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这套组合拳，统统不过是花拳绣腿，玩的都是表面工夫——看似引进了不少西方技术、设备，建了不少工厂，买了不少军舰，但唯独忘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近代化思想。相反，日本改革前首先派出了一个精干的使团，目的就是研究西方各国的思想体制，而清帝国倒也派出了不少，但这些大清使团不过又是一次公款旅游，他们带回来的考察成果和日本使馆的成果简直连对比一下都是对日本使团的侮辱。

看看那些洋务运动的大人物们，他们是怎么说的。

林则徐说：“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这就是被称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的认识水平。

1861年恭亲王奕䜣上奏《统筹全局折》，主张引进西方技术，他认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这就是中国改革派核心领袖的政治决策水平。

1864年6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这就是中国外交部的指导思想。

李鸿章说：“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欲自强，则莫若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这就是中国重臣的思想境界。

左宗棠说：“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依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而这番看似幡然醒悟的大论的结论却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就是中国另一重臣的理论水平。

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是中国又一重臣的座右铭。

至于康有为这位戊戌变法的领袖，实际上是个保皇派，他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还绕口令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而实际上，他还是认为皇帝是不能变的。

还是洋务派的对头大学士倭仁总结得好：“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因此，他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这就是一班谋臣的改革认识。

到了这时候，竟然还有人建议“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这也真是帝国的悲哀了。

这些人都说自己能“统筹全局”，其实一个个都是半吊子，没有一个是真想来一次革命性的改革。从“同光新政”到“百日维新”，清帝国的改革就像是小脚老太太，歪歪斜斜，没有一步走得像个样。

满清的改革如果只是理论水平差还好些，关键是这实际上成了一场官商勾结、合伙贪污的大贪污运动。

其实，官商勾结在西方国家更严重，说它是一个传统也不过分，只不过西方国家的官商勾结大多集中在最高层，也更隐蔽，而且多数时候有合法的外衣，所以看起来不像是中国那么明目张胆。不说远的，就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媒体就报道说有一家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公司就成了一个黑洞，悄无声息地赚了很多。这个名叫黑石的公司在20年前还不过是一家只有一间办公室的皮包公司，但现在它已经是一家管理着万亿美元的大资产管理公司。黑石之所以突然崛起就是因为它有“政府关系”，次贷危机造成一大批公司倒闭，于是也就必须要清理这些倒闭公司的资产，谁都明白，这可是一个肥差。黑石成为美国政府聘请的资产管理公司，它能够得到政府内部关于倒闭公司的一切资料，但最妙的是黑石还拥有购买权，也就是说，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