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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说会计11时半下班，你们抓紧办吧。当时已10时10分。我叫汉桥和大姐在那儿等着，我和小陈去办病历和取钱，无论如何上午要住进院。我们跑下楼来，驾着车飞一样向T医院奔跑，去时又盯着那个建行，告小陈说记着地点，来时到这里取钱。车子向前飞驰，我在远处看到了那个矗立在路口处的上边有亚非拉几大洲四个人头的广告牌，对小陈说到了，向南拐。小陈调转车头，继续向前飞驰。我们一定要抢在中午以前办完住院手续，顺利住进院。夜长梦多，下午还不知会有什么变化。到了T医院下路口，里边车太多，我让小陈停下来，我下来，让他把车停在路边调好头等我。路口离医院还有约300米的距离。我在纷乱的人群中，在强烈的阳光下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到建病历的窗口，见里边无人，顾不上擦满头的汗水，也顾不上礼貌，朝里面大声叫喊：“谁在这儿值班哩？谁在这儿值班哩？”在另一侧站着正和人说话的一个男士闻声而来，我给他作了解释，说病人在等着住院。他很体谅，几分钟之内就办妥了病历。我向他道了谢，拿着病历向回飞跑。到了马路边，在长长的车队里找到了小陈，他已调好了车头。我坐上车，又向回飞驰。到建行门前停下，我进去取钱。里边排着长队，我对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解释说病人在等着住院，他们看着我气急慌忙大汗淋漓的样子，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同情，让我加了塞。我从衣袋里取出卡，迅速取了3万元。然后又上车狂奔，回到P医院时已11时10分。边擦着汗，来到那个张着防盗网的交费窗*了钱，办妥了一应手续，住进了医院。

想不到在我们的想像里，像登天一样难的事情，半天就办成了，我们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太幸运了，真是人不该死有人救，吉人自有天相，我们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们又回到办事处。午饭后休息了一会儿。下午小陈上街帮买了些生活用具，6时又赶到医院。住下之后，又和大姐去找小金表姐家，准备让大姐住到她那里。小金姐住在长条胡同，二十年前和汉桥结婚来京时，曾来过她家，还在她家住过一夜。那次是从大栅栏那边过来的。这次还是从那个方向来，却找不到。又让小陈拉着，绕到南边，往里找。在这里充分领略了北京胡同的风采，一条条，一道道，横三顺四，东拉西扯，如同诸葛亮的迷魂阵。也令我想到了《阿房宫赋》里“蜂房水涡”那个词汇。但最终还是找到了。小金姐家的房子仍无一点变化，还是二楼上的一间，里外隔开，里边住人，外面当客厅，在门外面支锅做饭，依然是那么拥挤狭窄。大姐晚上在小金家住。

我晚上和小陈来办事处住。夜里洗了澡，躺在床上，点着一支烟，想到两天来的事情，竟是如此顺利，一切都像是经过周密的计划。昨天来，今天上午正好是许大夫坐诊，而昨晚小康的同学又顺利地跟许大夫联系上，在家时我们万分担心的住院问题一朝解决，而且许大夫答应主刀。不理想的只是这个医院的条件十分一般，三个病人一个屋，外面也没有可以散步活动的场所。因修锅炉，不能洗澡，看样子管理也较乱。听说这里除去医生是T医院的以外，护士都是P医院的，但只要有许大夫主刀就好。

晚上给李校长、小康、王秘书长分别打电话，告知已入院的消息。小陈给其姐打电话，说已住进了院。其姐感到很惊奇，问她是什么级别，竟这么快就住进了？小康说送红包很重要，关键是主刀和主管医生，其他护士和麻醉师是次要的。我说等回去时一定要去感谢孙大夫。小康说也可以，因为还关系到今后复查的事。将来复查如不想去北京，在郑州就行。

妻子成了病号

7月18日 星期五 晴间多云

妻子成了病号

上午在医院门口建行存了些少量的钱，以备不时之用。

21床住着冯、门夫妇，都是二十来岁的年青人。他们是张家口的，都是乡干部。小门患脑垂体瘤，已住了一个多月，目前正在作化疗。她的额头上沿发际处的一圈刀痕和针眼清晰可辩，短而稀的头发支支直立，目光略显呆滞，面貌黑瘦。她是在陪别人去体检时，医生发现她的眼睛斜视，检查后偶然发现病的。

汉桥换上了宽大的病号服，白色上衣，浅蓝道裤子，都很旧，是棉布做的，看上去松松垮垮，给人挺舒服的感觉。这身病号服不知穿过了多少病人，如今到了她的身上。汉桥穿上感到挺稀罕，嘻嘻地笑着，转来转去的让我看。从汉桥穿上病号服的那一刻，她名符其实地成了病号中的一员，我们从此开始了一种住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