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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地说这时候还问这，能保住命就不错了。由是我和大姐估计就是能活下来，也会落下病，或许是瘫痪，或许成植物人。说了没几句话，电梯上来，高主任逃跑似的上去走了。

最长的一日（5）

5时许，正门打开，程、朱二位大夫出来，告我们说手术已完，再等一会儿观察观察再下去。说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不放心，不停地跟许大夫联系，终于联系上，说他已知道了情况，瞳孔已经回来了，没有什么问题了。我说你是否来看看。他说不必要去，他们都处理过了，说有什么情况和我联系。我和大姐心脏简直要蹦出来，不知还会出现什么情况。想到一切都这么顺利，怎会出这样的事。等了一二十分钟，汉桥又被推了出来，头上仍是包着宽大的绷带，脸色蜡黄发明，口里还是噙着小管管，仍昏迷着，眼角有一道泪痕。朱大夫说没事了，瞳孔回来了。我看着手术床上的汉桥，吓得不敢去接近她。早晨竖着走出去的一个人，现在像个死人一样躺着。头上围着一圈宽大的绷带，向外散发着刺鼻的血腥气。我们坐上电梯，下到二楼，把汉桥推到了ICU室。张医生（麻醉师）也跟车一起下来，说话很轻松，也说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问张医生现在情况究竟怎么样，她说：“完了，没事了。”我又是一阵心跳。我想到了电影里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登基接受万人朝贺时，因太小不知是在干什么，一直要从龙椅上下来，太监不停地安慰他说“完了完了”的话。那是个不祥的词汇，预示着大清帝国的终结。现在她也用了这个词。

我和大姐看到汉桥进到了ICU里面，门关上了，我们真是怀着万分的担心。ICU的旁边是个过厅，里边靠着窗户有一排固定塑料椅。过厅的门口，是个半圆型的桌子，后面是值班人员的岗位，有个白胖且慈眉善目的三十多岁的女人坐后面磕瓜子。我和大姐来到这里不安地坐下。一会儿姐又上到三楼去找大夫问情况，我也上去两次，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说到目前7时51分，情况一直很平稳。却没见到张主任。8时许，程、朱、候三位大夫都下来走了进去。我和大姐站在门前等着消息。他们出来时说，汉桥已能听出来叫她的声音，也会握手，眼也睁开了，左臂和腿已会动，只是口里噙着的管自己还没吐出来。我又详细地问了朱大夫刚才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在颅骨和硬脑膜之间出的血，约有七八毫升（我怀疑不会这么少），又输了四百毫升血浆。我说是不是颅压没有控制好，假如颅压能保持正常，大脑怎么会下来？朱大夫未作正面解释。又说汉桥的是同侧下坠，过去有个女的是对侧下坠，结果死掉了，言外之意是汉桥的不会有什么问题。他们上去了一会儿，我还是不放心，想到一定要见到张主任问个究竟。又上到三楼，医生办公室里还是没有他的影子。我打听到他在走廊的尽头还有个办公室，就来到那里敲门。里边问是谁，我说是武汉桥的家属。里边说，有什么事？我说张主任请你开开门，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放心，我不会跟你胡搅蛮缠的。门开了，他站在门口问我想问什么？我说我能不能进去说？他说你就在这儿说吧，我还有事。我说我想知道武汉桥当前的真实情况，她究竟有没有生命危险？她的领导打电话过问手术情况哩。他生硬地对我说，程大夫不是给你说过了吗，就是那些情况。这要是放在其他地方病人早不行了，比如你们N市，亏的是我们的设备和经验。我又问他病人还有没有生命危险，多长时间危险期才能算过？张说现在已基本脱离危险，真正地脱离要24小时。我含着泪对他说，张主任，请你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病人的生命，不管花多少钱都行，只要能救活病人。我的孩子在国外上学，她还不知道她的母亲得了这种病，现在正在做手术……我说不下去了，眼泪流了下来。在那一刻，我真想跟张主任跪下来，求他来救汉桥的命。张主任的语调温和下来，他说，你放心，你不说我们也会这样做的，这种情况我们过去遇见过，有这方面的经验，并已尽最大努力作了最好的处理。现在我们等于动了两次手术。一般情况下，病人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你放心吧。我说，拜托你了张主任，我代孩子谢谢你，请你一定保住她。

最长的一日（6）

一天几乎没吃东西，实在有点饿了。我让大姐在那里等着，我上街买了几张烙饼。回来大姐却不吃，也不喝水。说不饿，也不渴。我吃了些。

一点点动静我就会心惊肉跳，我的胸膛里好像就只剩下了一个心脏，一有风吹草动，它就像个风箱一样唿唿嗵嗵地跳一阵。我和大姐隔半小时到门口的小对讲门铃去问一次情况。10时，大姐又上去问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