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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我写下了《西决》第一章的标题：“待你归来”。到2012年1月，《南音》出版，差不多四年了。足够一个人大学毕业。而我，却因为一直都在跟这个姓郑的家庭打交道，觉得四年只是一转眼的事情。我从不认为我写了一部家族小说，因为像我这样一个生在工业城市，度过了人际关系简单的寂寞童年的人，不可能对所谓“家族”有什么深刻的情感。我自己是个永远的异乡人。我的爸爸妈妈各自经历了跟复杂的中国现代史相关的漂泊，在一个不是他们故乡的地方，偶然地安了家，我常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是我故乡那座城市的“第二代移民”。从童年时代起，我就知道，这个我出生，长大的城市，只是我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换了一个成长在一家几代在同一片土地上盘根错节的“家族”中的人，怕是怎么也不会懂的吧。

我总是喜欢待在一些让人忘记归属感的地方。比如，刚到法国时那个国际语言班，30几个学生来自20多个不同的国家；比如，我实习的时候，那间五位同事各自的母语正好凑齐五个大洲的办公室；还比如，现在，这个随便一个地铁站里能听到各种方言的北京。五湖四海的混乱交错，总是让我在第一时间联想到“江湖”这个词。可是在我的小说里，永远只有那么孤单的一座城。龙城。

他们都问我，龙城是你的家，太原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很像，但又不是。不过，我所有偏爱的人物们的故乡，都是这里。“龙城”最终会变成一个庞大的墓地，林立着所有这些角色的墓碑。——我知道，我又在比喻了，有时候我真恨自己为什么总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看着好像故弄玄虚。其实是因为，很多时候，想到一些复杂的事情，我眼前出现的就只是一些画面而已，我也很像试图用清晰，明白，说明性质的语言把它们概括出来，可是，最终，我只是描述了我看见的那些画面——有时候颜色浓烈，有时候带着气味和温度，偶尔，还有声音。

把它们都写下来，就是龙城。那个世界是我的，我创造的。

为什么要写作呢？因为那是件让我快乐的事情。——在开始写《西决》之前，问题和答案都是这么简单。可是自从《西决》开始，我从写作里获得的痛苦越来越多，多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快乐”和“快乐”之间，居然隔着那么漫长的距离，这一路的地貌，复杂到我无从判断。因为我再不能像当初那样，简单天真地相信着：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就一定是美的。内心深处，早已开始质疑自己的审美标准，质疑自己深爱的东西的合理性，质疑我所追求的那种小说的意义……有那么多时候，我都想找个人跟我谈谈这个。我不需要任何虚妄的鼓励和安慰，不需要任何人跟我说“我相信你能做到”，我只想有人能看得清我挣扎在一个泥潭里，那或许并不是沼泽一般的绝境，却足够摧毁我世界里的每样东西。

可是人们都惊讶地跟我说：“你对生活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你已经从写作里得到了那么多。”交谈的欲望往往就在这一刻烟消云散，我笑笑说：“别理我，我发神经，喝酒吧。”于是大家参差地碰杯，他们没注意到我其实根本没有端起我的杯子。我看着有人醉了，有人流泪，有人叹息，我就会突然开始强烈的想念我小屋里的那张书桌，我的电脑和台灯。像乡愁那样地想念。也许每个人的人生都经历过这种深渊一样的瞬间，清醒着默默地求救，身后甚至还配着没心没肺的音乐。

在《西决》里，我告诉自己忍耐，并试图说服自己忍耐的尽头就看得见一直在那里等着我的意义；在《东霓》里，我受够了，我告诉自己就任性这一次，就尽兴这一次，也许真正的天才醉了以后，上天赠给他们的就是妙手偶得，但是我，可能得到的只是黑夜尽头阳光照亮的那桌惨不忍睹的残羹。去年夏天，在某场东霓的签售会上，我一遍遍在扉页上写我的名字，然后就接到了一条短信，是一个朋友发给我的，短信的内容是：“看完了《东霓》，你真的还好吗？你是不是应该停下来一段时间，暂时不要写了，如果你需要面对一下你自己心里的恶意跟痛苦，我陪你。”我看完了，继续签名，一边眨眼睛，把眼泪压回去。

我想我还是幸运的。因为还是有人看见了。

现在，我站在《南音》的尽头处，暂时还无法相信一切都已结束，暂时还无法觉得云淡风清。我不想简单地解释我把什么东西放在了《南音》里，因为——因为我已经拿出来了所有我可以放进去的东西。这句话显然不能作为“内容提要”吧，也不能拿来应付宣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