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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问我呢，他说南音的婚礼不应该是去年夏天就办过了吗？我也没跟他客气，我直接说你装什么糊涂，去年夏天你刚刚成为犯人，谁还有心情去管什么婚礼？”

我们俩一起笑了，“也就是你啦，”我从枕头上看着她精致的鼻梁把侧面的轮廓清晰地削出来，“反正不管你怎么说，他都不会生你气的。”

“我也跟他讲了，”她转过脸来看着我，“我说过些日子，一定会把你婚礼的照片寄给他看，他说‘新郎新娘的合照就不必了，我只想看南音一个人穿礼服的样子’。这家伙，”她的视线转到了窗帘边缘处的光线上，“坐牢坐得，讲话也越来越尖刻了呢。他在监狱里居然还是个物理老师，你说听起来吓人不？”

去年春天，我终于又见到了穿着囚衣的哥哥。当时他的眼神就像是外壳完全损毁，神经全体暴露在外面的牙齿——一点都碰触不得。我坐在他对面，我们就这样沉默地坐在那里。探视时间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他说：“我很好。”—他甚至不敢说，“南音，我很好。”好像我的名字是个危险品。于是我说：“我也很好。一切都好。”然后看守的警察押着他起身，但是他还是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知道，这一眼，他得足足看够二十年。

哥哥入狱后不久，家里又有两个律师找上来了。我觉得他们看着眼熟，后来才知道果然见过。我们全家差不多都快忘记这件事了——在哥哥刚刚去四川没多久的时候，这两个律师来过，索要哥哥的授权签名，是为了争取二叔他们那个专利应该得到的所有收益。现在那两个律师说，一切都有了结果，哥哥作为二叔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会得到那笔当初让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的钱——终于有一件好事降临到了哥哥的生命里，可是，这件好事，会不会来得太凄凉了些？姐姐总说：〃这个倒霉催的，鬼知道二十年以后的通货膨胀是怎样的。

“这几天真的是要累死我。”姐姐动作夸张地拍了拍额头，“江薏跟方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