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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才在襄阳城西的隆中置了一片田产，建了几间房子，和姐弟三人一起定居下来，自此过着“躬耕垄亩”的生活。但是，他身居隆中，却胸怀治理国家的雄心壮志。刘备在新野时，徐庶向他推荐诸葛亮，说他是人中之龙，劝刘备亲自屈驾迎请。刘备三顾茅庐之后得与诸葛亮相见，相见后就在诸葛亮茅屋请教起天下大计来。刘备说：“汉室倾危，奸臣专权，皇帝蒙尘，我自不量力，欲申大义于天下，却因智术短浅，狼狈至今，虽然如此，我大志尚存。请问有何大计能使我完成宿愿呢？”于是诸葛亮对天下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为刘备指出了成就霸业的长远大计。理路清楚，明确中肯，足见其超人的政治、军事头脑。后来，刘备对关羽、张飞说：“我之得孔明，犹鱼得水。”诸葛亮也依靠刘备施展了自己抱负，成为辅佐蜀国的千古名相。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受儒、道思想影响极深。在对待人生的问题上，一方面是积极入世，实现理想抱负；一方面恬淡出世，品味林泉真趣。

凡夫俗子如果没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没有济世救民的宏大抱负，那就既谈不上入世也谈不上隐退，不过随波逐流，随生随灭。如诸葛亮没有帮助刘备建立蜀汉以前，别人称他是隐居的卧龙，这时他自称为隐士、山人。当时一个襄阳隆中的普通农民能称为隐士吗？他们没有任何志向抱负，自然就无所谓仕和隐了。因而，隐是以仕为前提的，退是以进为前提的，没有积累进取的志向就谈不上退隐林泉的超脱。救世济民的胸怀是退隐的前提条件。东汉初年的严子陵，东晋末年的陶渊明，都是我国古代杰出的隐士。前者在富春江潇洒地垂钓，后者在南山默默地躬耕，他们都不挤在冠盖云集的京华，而独处在僻远的山水田园，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敬仰。在富春江钓鱼的不只严子陵，在庐山脚下耕田的也不只陶渊明，人们为什么单赞美他们两人呢？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两人只是普普通通的渔翁和农夫，就没有人对他们感兴趣了。要是他们像农夫渔父那样平庸草草过一生，与草木一同烂掉，怎么可能美名流传千古呢？

无过即功　无怨即德

处世不必邀功，无过便是功；与人不求感德，无怨便是德。

邀：求取。

与人：帮助别人，施恩于人。

感德：感激他人恩德，据《诗经·小雅》篇：“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人生在世不必想方设法去争取功劳，其实只要没有过错就算是功劳；帮助他人不必希望对方感恩图报，只要对方不怨恨自己就算知恩报德了。

楚昭王丧失了国土，屠羊说跟随他在外逃亡。昭王返回楚国，打算赏赐跟随他逃亡的人，赏赐到屠羊说，屠羊说说：“当年大王丧失了国土，我也失去了屠宰羊牲的职业；大王返归楚国，我也就得以重操旧业。我从业的报酬已经得到恢复，又何必赏赐什么！”昭王说：“强令接受奖赏！”屠羊说说：“大王失去国土，不是为臣的过失，所以我不愿坐以待毙伏法受诛；大王返归楚国，也不是臣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该接受赏赐。”楚昭王说：“那么我就接见他！”屠羊说又说：“按照楚国的法令，必定有大功的人重赏后方才能够得到接见的礼遇，现在我的才智不足以使国家得到保全，而勇力又不足以使敌寇受到歼灭。吴军攻入郢都，我畏惧危难而躲避敌寇，并不是有心追随大王在外逃亡。如今大王意欲弃置法令和制度来接见我，这不是我所希望传闻天下的办法。”

忧勤勿过　淡泊勿枯

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性怡情；淡泊是高风，太枯则无以济人利物。

忧勤：绞尽脑汁，竭尽体力去做事。

适性怡情：使心情愉快，精神爽朗。

高风：高尚的情操或高风亮节。

枯：已经丧失生机的树木，这里指不近人情的含意。

用心尽力去做事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品德，但是过于认真而使心力交瘁，使精神得不到调剂就会失去生活乐趣；把功名利禄看得很淡本来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但是过分的清心寡欲，对社会大众就不会做出什么贡献了。

孔子说：中庸这种道德，是最高的境界。为人处世，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过分与不及，都是偏离目标，不能中的。

《礼记·中庸》说：国家天下可使达到人人均平富裕（智与能），高官厚禄可以断然辞让（仁），锋利的刀刃可以毅然相向（勇），智仁勇俱全，但要做到中庸，还是“不可能”。中庸是儒家心目中的妙境，是艺术，是至高至美的理想，是需要人时时警醒，不懈努力去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