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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迂、廉直、耿僻是袁崇焕重要的性格特征。因其孤迂，则是其所是，而行险路；因其廉直，则非其所非，而冒犯上司；因其耿僻，则不工阿附，而触违圣颜。由是，袁崇焕的孤迂耿僻性格与崇祯帝的刚愎暴戾性格发生了冲突。袁督师的历史悲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心理史学视角看，是袁崇焕孤迂耿僻性格与崇祯帝刚愎暴戾性格之间冲撞的结果。在帝制时代，正人君子，名节清流，仕途坎坷，难得通达，主昏政暗，尤其如是。检《明史》宦官、阉党、佞幸、奸臣，或憸（xiān）邪，或阴狡，或善伺旨意、或恶正丑直。阉党如魏广微“由奉忠贤，如奴役然”；阎鸣泰则“专事谄谀，虚词罔上”；奸臣如周延儒“善伺意指”；温体仁则“机深刺骨”。至于此前的严嵩，“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伺旨、谄谀、结纳、通贿和阴险，这是历史上一切奸佞之臣的共同特点。袁崇焕刚正、孤迂、清廉和忠耿的品格，自为明季昏君和奸臣所不容。在明末官场中，君子之清流与小人之浑浊，泾渭分明，势同水火。但是，小人必逢君恶，方能谗构售奸，这就是《明史？宦官传》所说的“逢君作奸”。所以，袁崇焕孤耿刚廉的品格，不仅同诸奸臣谄附媚上的奴性相冲突，而且与崇祯帝刚愎昏暴的个性相冲突。在君为臣纲、君视臣如草芥的帝制时代，袁崇焕性格与崇祯帝个性相对撞的结局，袁督师只能以悲剧结束自己的一生。

就心理史学而言，从后来崇祯帝亲手用宝剑砍伤自己的女儿、砍死自己的妃子，可以看出他心理与性格的残忍性。崇祯帝刚愎暴戾的性格，袁崇焕孤迂耿僻的性格，矛盾冲突，君为臣纲，而演出袁督师被磔死的历史悲剧就不难理解了。

袁崇焕之死，有着多层面的、极复杂的原因，可以说是多因而一果，主要的则是政治原因。后金的反间是其诱因，阉党的排构是其外因，崇祯帝的昏暴则是其主因。袁崇焕之死，是个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正义被亵渎，文明遭玷污！

杀袁崇焕，崇祯皇帝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他做了一件蠢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但是，袁崇焕虽然死了，他的精神却是永存的。

第三十六讲

崇焕精神

袁崇焕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既是他的辉煌业绩，更是他的崇高精神。

袁崇焕的崇高精神是什么？有言者说是“忠”，也有言者说是“义”。于前者，“忠”就是忠君。袁崇焕作为明朝万历的进士，身受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的国恩，任泰昌、天启、崇祯三朝的官员，受过系统完整的儒家教育，自然要忠于国君。因此，袁崇焕必定有忠君的思想。于后者，“义”如《礼记？中庸》曰：“义者，宜也。”韩愈《原道》引申说：“行而宜之之谓义。”北京龙潭湖畔袁督师庙旧址人们通常以“义”来规范朋友之间的关系。袁崇焕深通“四书”、“五经”，自然理解《孟子？离娄上》对“义”的阐释：“义，人之正路也。”因此，袁崇焕讲“义”是没有争议的。所以，袁崇焕有“君”与“义”的理念，是没有问题的，也是没有争议的。他在宁远大战的临战之前，对守城官兵“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明史？袁崇焕传》），就是很好的例证。然而，“忠”与“义”不是袁崇焕精神的根本，也不是袁崇焕精神的灵髓。

袁崇焕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是什么？我认为是“正气”和“精神”，就是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袁崇焕的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髓。一、勇敢拼搏

袁崇焕有着过人的事功，而这源于他过人的勇气——勇敢拼搏。在困难面前，是勇敢拼搏，还是萎靡退缩？这是强者与懦者、英雄与凡夫的一个重要区别。

袁崇焕有大勇，敢拼搏。他出山海关担任辽东官职时，明朝丢城失地，败报频传——一失抚顺、二失清河、三失开原、四失铁岭、五失沈阳、六失辽阳、七失广宁、八失义州，还有萨尔浒大败，上下沮丧，局势危急。《明史》记载：自辽左军兴，明朝总兵阵亡者凡14员：抚顺则张承胤，萨尔浒之战则杜松、刘綎、王宣、赵梦麟，开原则马林，沈阳则贺世贤、尤世功，浑河则童仲揆、陈策，辽阳则杨宗业、梁仲善，广宁则刘渠、祁秉忠。还有因战败自裁的总兵李如柏（明初定制总兵官为21员）。同期还有辽东经略、巡抚杨镐、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因此而被杀，或自尽。京师朝野官员，可谓谈辽色变：“时广宁失守，王化贞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