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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在心里叹了口气，想当初自己吃的食物比这个还要丰盛，当初李自成在西安称帝，然后一路北进，也设有行在，不过与眼前这个行在相比起来。恐怕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吧！眼前的这个皇帝出征，随行的不过一个太监而已，听说还是为了晚上为了给他煮点小吃的而已，而今天吃的烤全羊也不过是因为自己这批人地到来，特地杀的而已，听说平日里，这位皇帝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李自成也曾经做到过。不过那好象是在商洛山中地日子吧！自从称帝后，吃的都是山珍海味，整整一百零八道菜啊！吃不了就倒掉。如此奢侈浪费，大顺安能不灭亡。

且不说李无庸众人在这里大宴宾客，而被李无庸派到山东的谷振东与傅以渐这个时候也遇到了麻烦。由于从多尔衮进入北京那时起，他就公开申明他欢迎明朝官僚加入新的政权。所以，

北京及其周围城镇的占领，在开始就非常顺利。崇祯十七年，多尔衮谕示兵部，对于

迎降之处实行赦免，因为帝国的百姓“皆属吾民”。同时，还特别向地主官员做出保

证，如果他们剃发归降，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恢复原职，甚至还将官升一级。三天以后

。多尔衮正式表示。如果明朝的城市官僚剃发并纳名投诚，则将官复旧职。多尔衮许诺

：“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由于那么多地官员因为投顺李自成而已经名节扫地

，所以他们大部分立刻就接受了这一招降要求。这样，整个政府都投降了，并且没有

一个人因为忠于明朝而自杀殉节。而到了山东，在李自成拨开了黄河大堤，黄河淹了开封，而更为严重的是黄河改道了，不但淹了山东的大半个北部，更重要的是经过淮安，从江苏入海了，顿时把山东搁到了黄河以北了。更为奇怪的是，清军刚想占领山东，李无庸的大军就压境了，多尔衮不得不放下山东事宜，只是暗中派人到山东传达了清军朝廷的意思。

而李无庸就不同了，刘启不行，就换打仗好无顾及的谷振东，虽然谷振东在临走地时候，李无庸也曾反复叮嘱，只可惜，当谷振东到达山东的时候，山东的局势渐渐失去了控制，被洪水冲刷完土地后，又没有得到官府的赈灾，那些地主豪强们又毫无顾及的征收租子，顿时把百姓给惹毛了，反正都是个死，不如反了再说，先抢了你的粮食吃饱了再说，如实乎，在那些土匪地挑拨下，山东省就这样反了。谷振东的大军在镇压土匪的同时，又为了安抚民心，处置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地主，本来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什么，但是在有心人的挑动下就不一样了，更何况挑动的人还是个大人物呢？

晚明时期，山东是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极端繁荣的省份。像济宁这样的城市在天启末就已经繁荣起来了；作为地区货物集散地的大运河畔上地临清，尤其繁荣。还有一些富裕地乡区，例如淄川，为大地主所控制。但是，这个省的中部，泰山与沂蒙山周围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却相当贫困，在天启年间年代经常遭到饥荒地袭击。在西南地区的地主并不太富裕，但有很强的自卫能力，住在有家兵和沟垒防护的“家庄”中。许多人习惯以劫掠为生。横贯山东西部的、从北京到徐州的东去大道，整家整家的人——甚至整村整村的人，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滕县与兖州府会之间那令人生畏的驿路上的旅客们，如果能够逃脱“响马”的袭击，那真是要感谢苍天有眼了；如果其车马没有陷入泥淖，以致被村民以租借牵引用的骡马为由而横加勒索，那也真是万幸。

与山中土匪和起义军为敌的是乡绅及其联盟，但他们在横暴残忍上与其敌手差别不大。这种地方武装很像封建团体，都有很好的训练，常常带有浓厚的个人忠诚色彩，一般以忠于乡绅领袖的马队或家丁为主力。邹县豪强鱼维新，拥有一支八百名步兵的武装，纪律严明，随时可以与正规军一同作战。嘉祥县的名流刘君学，在多尔衮暗传消息时期征集并训练了一支三万多人的“义勇”。

许多这种地方地主武装，特别是山东西北部的地主武装，被征调去进攻短命的大顺政权。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派出了许多军官和地方官，到山东各乡、县的都会去接管原政权。他们把在北京用过的拷饷追赃的办法又用到了这里，首先被驱集到一起的就是乡绅。例如，在兖州（这里是明朝鲁王的封地），大顺的首领们取得了被叫做“无赖”的下等阶层的支持，来打击乡绅。在济宁，郭志伟为大顺政权接管了此地，他把官僚、生员和富民囚禁起来，拷掠赎银多达四十八万两白银。当他们占领了运河与山东——北直隶间驿道的接合处的德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