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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老头始终没有公开检查过此事，无论对内对外，都没有公开承认过错误。

但在杨大康的《备忘录》日记里，对关于“诗歌事件”的纪录与评论，却是具另一种意味的。“当然，老头应负全部责任，祸水本来就是由他一手引来的。至于这种不了了之的处理办法，一是说明，老头明白完全是自己的责任，在处理上，当然也就只能不去不了了之为好了。二是说明，虽然向上做了检查，实质上他从骨头缝里是不认帐的，是与这首诗的立场观点，完全相同的。”杨大康日记，与他公开袒护唐风，完全南辕北辙。

可能那天，唐风给叶秀子打了电话后，就又有急事出去了。

叶秀子在唐风办公室等了足足有20分钟，仍然不见老唐回来，就只好为他关了窗户，回到自己五楼的办公室。

此事过了不久，军队转业干部公孙龟年就正式转业到《场》社工作，随着，就是欧阳亚男为公孙龟年起笔名“驮夫”，并带领叶秀子与关凯的河阴调查，以及唐风处理关凯录音事件的发生……

有好几次，叶秀子一直是试图和公孙龟年坐下来谈谈此事的，她甚至想当着他的面，点透自己心中的疑团。可叶秀子发现，公孙龟年从来都不想和任何人谈心，更不愿谈自己的身世与家庭，即使人们问及时也总是敷衍几句，避而离之，这更令叶秀子破谜之心愈烈。但她却没有留意过自己的心灵，有另一种情愫正在滋长。她只是发现，风度远逊自己丈夫一筹的公孙龟年，有一种与自己的丈夫杨大康一样的铮铮男儿汉气质，讲原则的气质，透过现象直抵事物本质的气质。不同的是，杨大康总是显得那般传统而左倾，且在内心坚定性和外在实践性关系处理上，总是表现出某种内敛的投机性；而公孙龟年虽不尚言表，不事张扬，其原则性却是独行特立的，是表里如一敢作敢当的，并且是以一种令人倾倒的才情，来公开表达的……

刊社曾有人打趣地说过，漂亮的叶秀子是那种追求才子佳人情调的女人。其实此话似乎只说对一半，叶秀子不仅漂亮，她自已也是才女，在她表面温婉，似乎给人小鸟依人的印象下，其实是心高气傲的。她对男人才情与品操审视的追慕或者鄙视，也是对自己才情与品操的张扬与自守。这二者形成她无意识间对自己丈夫杨大康，和这位迷团般的公孙龟年的一种权衡。心灵与情感的天平，就是在这种无意识的权衡中，悄悄发生倾斜的。

对丈夫一件隐秘事情的发现，加重了叶秀子的这种倾斜。

《场》杂志发表了那位著名作家的，引用“割舌头事件”为例的文章之后，经西方媒体大事炒作大事渲染，立即引起社会巨大反响，同时也立即引起各级相关领导重视，事件随即被上纲为严重政治事件，受到的批评越来越严厉。这已经是公孙龟年接任唐风担任《场》杂志社党组书记、总编辑职务一年半之后的事。公孙龟年也非当年的公孙龟年了，已是大名鼎鼎的作家驮夫了，已经岀版有好几部叫得很响很走红的作品了。

唐风是在两年前，就主动提出提前退休的，但省委一直没批准，直到唐风工作到近62周岁时，才得到批准。为争取接这个班，杨大康在这段时间没少费功夫，找唐风明说暗示，其间也曾想过，找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马斌帮助通通关节，但考虑到唐风和省委书记高大印不同寻常关系，以及从河阴调查中，了解到的唐风与马斌之间可能存在过的过节，他一直没敢冒然去找马斌。杨大康一段时间情绪低落，似乎事事都不顺达，一段时间情绪高涨，似乎已经就是刊社的准一把手了。可到头来，依然是名气很大的公孙龟年，不显山不露水地接了唐风的班，而他依然是刊社党组副书记、副总编辑，尽管后来又加了社长一职。但这社长不是副厅级，更不是一个可以主持工作的职务。刊社实行的是总编辑负责制。

这令杨大康愤怒，但生米做成熟饭，又无可奈何。

不过，杨大康情绪到底还是消沉了，工作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常常无病装病，小病大养，但是，凡遇有开什么全国报刊年会、国内报刊互访和岀国之类活动，倒是能去就去的，并且一走就是十天半月。刊物“割舌头事件”文章的发表，就是在他一次出国访问期间发生的。

就在杨大康这次出国访问，不在刊社期间，不仅发生了那篇文章事，也发生了对于他的家庭至关重要的另外两件事：一是他的告秘信让妻子叶秀子发现了，一是妻子叶秀子与公孙龟年有了一次亲密接触。关于后一件事，杨大康一生都蒙在鼓里，毫不知情。

杨大康随团岀国赴首都的第二天，叶秀子拿着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