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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既然有些人认为主张复辟是升官捷径,因此,复辟之说便越来越猖獗。刘廷琛有“复礼制馆书”,宋育仁有还政清室的演说,宋还联合了国史馆一些守旧派,公然上了一道呈文。还有一位也闹得很凶,是逊清翰林,邮传部参议章授。
当复辟的谬说猖獗一时,肃政史夏寿康上了一个呈文给袁,义正辞严,力辟邪说。接着,参政院参政孙毓筠也提出了“查办复辟谬论案”。他在参政院发言说:“复辟谬说是由几个遗老鼓动起来的 ,上年就有刘廷琛上书总统,提到这个问题。遗老们不懂得国家的性质,错误地认为没有皇帝就不成其为国家,本席认为,为了保全治安和保全清室,对这个谬说应当进行彻底的查究。”
袁究竟是守旧?还是革新?求官的人们想望风承旨,不免表错了情,隔靴搔痒。他们都在揣摩袁的心理,以为他赞成帝制。其实,他们却不知道,袁是想帝制自为,而非帝制人为。袁对复辟谬说并不想认真查究,因为袁自己还想称帝,所以他把复辟的罪过嫁祸于国民党,认为这也是国民党的捣乱行为。
由于全国反对复辟的空气鼎盛,袁乃不得不于11月23日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之邪说的命令。宋育仁这时是国史馆编修,列名“内务部查办”的名单上。查办本是官样文章,不料宋的运气太坏,他得罪了一个四川同乡,这位同乡不念乡土之情,竟向步军统领江朝宗检举,这样一来江不能不公事公办,因此他派了一辆马车去接宋,马车夫对宋说:“统领大人请宋翰林到衙内走一趟。”宋怀着鬼胎见到了江统领,江堆着笑脸对这位编修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请芸子(宋的别号)先生写一篇答辩书,让我好交代。”
宋应命写来:“劳乃宣著共和正续解,可采而有未恰,欲作一论驳其未能尽合而求其所以可行者。……欲援春秋托王称公之义,定名大总统独称公,则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统系。援春秋共奖王室之义 ,酌易‘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为‘上国共主’之礼,朝会有时。”这个答辩书显示宋小有才,他的笔锋轻轻一转,就由复辟一变而为劝进,这样一来,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这以前,清朝遗老和复辟派都是当时最走红运的人物,由于严禁复辟谣言和宋育仁被传,因此情势为之一变,这些“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人人自危,都怕蒙上复辟派之名而受连累。这与二次革命失败后,西装革履的青年都怕犯有“乱党”嫌疑一样,实在是一个尖锐的对比。
这时,袁的北洋系也搔不着袁的痒处,他们也赶忙通电反对复辟,其中反对得最厉害的,却是留着辫子的张勋,他给袁的电报中这样说:“国事非等奕棋,政体岂同儿戏!”
北京内务部对袁的意图也搞不清楚,既然命令叫严行查办,他们也就不得不查办一下。宋育仁案查办结果是:“议论荒谬,精神瞀乱,应遣回籍 ,发交地方官察看。”可是这个判决到袁手中时,袁却改为“劝回原籍休养”,派人致送程仪3000元,同时命令四川的地方官按月致送300元,作为宋的休养费。
11月30日,步军统领江朝宗派秘书奚以庄护送宋上车,宋的知友纷纷到火车站来送行,还有不少人请宋写屏联留作纪念。这样的排场才不像是“递解回籍”,简直是“衣锦荣归”。
湖北将军段芝贵接到徐相国密电,叫他对宋特别优待,因此12月3日宋乘火车到达汉口时,段派警察备有四人大轿到车站迎接,又备有专轮把他接到武昌城,同时在清乡公所特辟精室款待,然后段芝贵假口视察清乡成绩,到清乡总公所与宋见面。宋在武昌等候他的眷属,共总住了八天。他在清朝做过湖北候补道,所以在湖北的老知交很多。后来他回到四川,袁就撤销了对他“发交地方官察看”的处分。
前面提到劳乃宣曾写过信给赵尔巽。赵尔巽也是一位大遗老,民国3年袁聘赵为清史馆馆长。赵原来是不肯出来做“两朝元老”的,袁骗他说:“这是替大清朝歌功颂德的事情,不是做民国的事情。”因此赵提出一个条件,要替他的兄弟辩诬。原来他的兄弟便是清末在四川任总督的赵尔丰 ,绰号是赵屠户,辛亥革命时被革命党所杀,赵尔巽要袁替这位赵屠户昭雪。袁乃于3年3月24日发布命令说:“据黑龙江护军使朱庆澜呈:前川督赵尔丰当武昌首义时,将政权交还士绅自治,商定条件,于辛亥年十月初六退职,初七悬挂国旗,公明退让,赞成民国,乃无端因乱被戕,请予昭雪等情。查该故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