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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中有关规定，“六节一贯”制就硬性地执行了。但学员和教员干部们怨声载道，思想一直不通。

“非改不行了！”刘居英与徐立行商量，口气坚定。

“最好高教部能下个文件，我们好有个根据。”徐立行还有点忧虑。

1954年11月26日，刘居英给奥列霍夫写了一封信。

“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同志：

兹呈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关于停止实行所谓‘六节一贯’制问题的通知》一份。

我院从开始以来也是按‘六节一贯’的办法排列的作息时间表，因而

1。早饭和午饭时间相隔6小时零45分钟，违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第一百八十七条：两餐相隔不应超过6小时的规定；

2。学员和工作人员午间（12时左右）感到饥饿，并有部分因不习惯而生肠胃病。

根据以上情况，拟于下学期春季作息时间表中，改变排课时间。您意如何？请告。

副院长 刘居英”

过了一个月，奥列霍夫才正式回复刘居英。他在信中解释，苏联学校之所以上午可以上6节课，是因为在第三节或第四节课后，规定一个“大休息”，学生可到餐厅吃东西……奥列霍夫又提议：“尽量减少各种频繁而冗长的大小会议，忙开会的现象愈少，工作时间就利用得愈好。”

刘居英终于取得奥列霍夫的支持，取消了实行一年多的“六节一贯”制，中午可以按时就餐了，全院上下皆大欢喜。

24　以我为主　学苏联真诚友好（4）

1957年5月，徐立行随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国家，才亲眼看到苏联军事院校是如何上课的。一早学员来上学，领了保密包去上课，上完课，交了保密包就回家了。学校不负担学员的食宿，搞的是生活社会化。而哈军工是把学员的衣食住行都包下来，再套人家的“六节一贯”制，学苏联就变成“生吞活剥”了。徐立行感慨道：“过了5年，才明白过来。”

陈赓一直反对种种形式主义。建院初期，按苏联的值班交接制度，每天早晨，院、部、系全体值班员集中，先由军乐队奏乐然后交班。一到隆冬季节，大号小号没吹完就结了冰，乐手得往号里灌酒精才行。陈赓批评说：“完全是形式主义嘛！”他下令取消了这种“礼仪”。

对“老大哥”中的害群之马，陈赓绝不客气。顾问团中有个翻译叫马特维年科，乌克兰人，整天骑辆大摩托车在学院里横冲直闯，生活作风也很恶劣。陈赓为此气愤地说：“我们中国人不能再受气了！”他指示锻钢说：“我不便直接出面，你去直接告诉首席顾问，马特维年科是不受欢迎的人！”一周后，这个乌克兰人在哈军工消失了。曾有一位驻北京的苏联专家路过哈尔滨，住在大和旅馆，那天两杯“马尿”下肚，此人就色迷迷地对我们的女翻译非礼。陈赓知道后，马上派张衍找首席顾问交涉，奥列霍夫很重视，最后严肃地处理了此事。

应该说，在陈赓“以我为主”的思想指导下，学院学习苏联，态度认真，成效显著。院党委经常检查对苏联专家建议的执行情况，并上报军委。

1954年底，刘有光和张衍联名向总政治部罗荣桓和谭政等首长汇报学习苏联的情况时说：“……苏联专家来院两年来提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他们不顾一切地拼命工作。离开专家，我们是办不好学院的。”“专家建议保密室的办公桌内不能放文件，我们没有坚决执行。”“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没向专家说明，引起不满；专家问我们：‘为什么答应了不做，是不是我提的不对？’”

由此可见，当时苏联专家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哈军工学习苏联的虚心诚恳态度。

1954年7月11日上午9时，哈尔滨市北郊50华里外一个叫柞树林的地方，响起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惊得旷野草丛里的野鸡扑腾腾飞上蓝天，远处的村落里，老乡们在伸头探脑地张望着。

柞树林有一大片开阔地，当年日本人在这里建了一个简易的双榆树飞机场，废弃的机场早已湮没在荒草灌木中，机场周围丘陵起伏，宽宽的呼兰河由北向南切过荒原，带着黑色的泥沙，流入松花江，河两岸是密密扎扎的灌木丛。这里就是哈军工的野营训练场。

奥列霍夫一上任就向陈赓建议建立野外作业场，陈赓把这件事交给李懋之，李懋之去省里找李延禄副省长，这位当过东北抗日联军军长的李副省长对北满地形十分熟悉，他建议在柞树林这块地方建野营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