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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得了，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说着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那天正值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务的重要头目都参加了。出席会议的有重庆警备司令萧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长赵冠光、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朱绍良在会上大发脾气，责令军警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就平安无事了。当时，大家面面相觑，无计可施。我暗暗着急，又暗中冷笑，以为这个“祸事”，大家都落一点嘛，不光把责任放在我个人身上。这是我的血手插进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开始。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2）

限期破案是一个沉重的压力，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我感到有些恐慌，焦躁不安。特务机关的情报虽然多如牛毛，但并无确实可靠的资料，对限期破案，不知从何下手，可是就这样败下阵来，我是不甘心的。《挺进报》秘密发行已经很久了，邮检特务早就扣了许多，焚烧了许多，这些我都知道。但中共地下党组织仍然改头换面、神出鬼没地寄了出来，这是我所未料及的。

为了找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核心，１９４６年我一到重庆，就带着电讯检查科长查绥之的电讯侦察台到成都，想破坏地下党电台，又在中央军校搜捕中共组织，都未得要领。

对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不仅未得到一点儿线索，还受了许多假情报的蒙骗。就是遣送中共代表团和查封《新华日报》，也未捞到什么。这个行动，当时系由西南长官公署幕后策划，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开执行的。警备司令孙元良任总指挥，重庆警察局长唐毅、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和我分任区指挥。遣送分三区进行，以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厂和红岩村为一地区；曾家岩５０号周公馆和中山三路中共办事处为一地区；以七星岗德兴里《新华日报》编辑部和纯阳洞资料室为一地区。我和唐毅、罗国熙率领军警特务，借口中共在《新华日报》藏有大批武器，准备暴动，即带领保安大队和警察总队两个营的兵力进行包围。我率人在德兴里附近埋伏，趁天不亮，借查户口为名，蜂拥而入，将《新华日报》社人员，包括报童娃娃在内，分别严密监视，逐室翻箱倒柜搜查。我命重庆站站长吕世琨率领特务，专门搜查文件资料和档案。搜索时我还巡视各处，见《新华日报》职工神态安详，毫无惧色，在军警监视威胁之下，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只有编辑部负责人刘瞻和我接洽集中手续。我当场声称“不愿回延安去的，我们表示欢迎”，职工无一应者。对军警特务，他们有的怒目而视，有的低头不语。编辑部的资料很多，只是一般性的东西，秘密文件一个字也未找着。我问去曾家岩和化龙桥的罗国熙、谈荣章，他们也说什么也没抓着。原来本想捞一把，这时大失所望。当时国民党当局还以威胁讹诈的手法，三令五申地在报纸上发表公告，要共产党员向军警机关登记，否则以间谍罪论罪，但没有一个去登记的。

搜查《挺进报》之后，我找吕世琨及二处课长陆坚如、雷天元、季缕等心腹特务，一道研究如何继续寻找线索；还召集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长会商，都未得要领。有些特务简直是糊涂虫，对中共地下党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知道，甚至不知怎么回事。当时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不仅西南的特务机关（包括中统、军统、警察、宪兵、三青团等）摸不着情况，就连它的首脑机关南京“国防部保密局”也没有材料，更谈不上掌握其活动规律了。我当了十八年军统特务，尤其最后“白刃战”三年，接到军统局不少文件和指示，从未见到对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有什么系统材料或具体的部署。就在《挺进报》事件后，毛人凤最赏识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跑到重庆来主持破案，我请他介绍经验，他也未说出什么名堂来。

密谋策划

蒋介石怕他的左右对他不忠实，历来都采取相互监视的政策，就是对其最忠实的宪兵特务机关也不例外，搞得军警特务机关貌合神离，各搞一套，谁也不听谁的。不仅中统和军统对立，宪兵与军统特务时常打架、流血，就是军统内部也分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明争暗斗。只因破坏中共地下党的问题急如星火，朱长官又拍了“金牌”，不管军警宪兵特务有什么矛盾，我还是动员全部军警宪特寻找线索。如能破案，大家都好交差；如果破不了案，大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