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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望人员报告说戈尔巴乔夫的船来了。总统一行聚在将军住宅的前面等候苏联领导人，罗纳德·里根站在最前头，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头发在劲风中飘拂。

午宴的气氛热情亲切。由于议程上没有什么可争议的问题，总统幸甚至哉。他告诉戈尔巴乔夫说，他离任前只有一个使命没有完成。他未能使陆军重新建立骑兵，而他是酷爱马匹的。总统说，最有益于一个人的心灵的莫过于骑马。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他要是知道总统的愿望的话本来可以帮忙的，苏联有的是马。说到这里，他开始回忆他自己在一个农场上的童年。

我看看表，跟一个自己球队只以一分领先的教练似的，盼望钟点快些到，别在最后一分钟失球。这时布什说话了。在这之前他一句话也没说过。“我国是个投资者的国家，”副总统说道，“投资者总是希望知道今天的情况怎么样，不过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前景怎么样。所以，总书记先生，关于三四年或者五年以后苏联的环境能给投资者什么保证呢？”

戈尔巴乔夫笑了起来：“副总统先生，这个问题连耶稣基督也回答不了。”听到他提到救世主，里根不禁莞尔一笑。里根常对我们说，不管怎么谈论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他还是认为戈尔巴乔夫可能有宗教意识。不过这时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只是用了一句俄国的成语罢了。

不论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有多亲善，我心里还是深信这次会晤是为了仔细打量美国的下一位领导人。我这个想法从戈尔巴乔夫接下来说的话中得到了证实。他眼睛盯着布什说道，他知道布什的顾问们告诉了布什一些什么。他知道怀疑派仍然认为他在玩某种游戏，想哄骗美国，以便苏联利用美国。他说，但是布什先生不久就会知道他没有时间玩游戏。他自己在国内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他说道：“在1985年，当我说将要有一场革命的时候，人人都欢呼。他们说，对，我们需要一次革命。可是，到1987年我们的革命开始进行以后，欢呼声却开始小下来了。现在是1988年，革命还在进行，但是欢呼声已经停止。”他说，他仍然需要把他的革命继续下去，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是为了他本国的利益。14个月以来我一直注意这个人，我相信他说的这些话是真的。

会晤结束时在加弗纳斯岛上照相的时候，有一个镜头是3个人站在一个小码头上，背景是自由女神像和纽约高楼林立的海岸线。这3个人是里根、戈尔巴乔夫和布什，是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历次会见中，戈尔巴乔夫送过我几件礼物，其中我最珍视的是一把配着雕刻精美的金属枪柄的手枪。这把手枪无疑值180美元以上，所以我不得不交给总务署去估价，等他们估完价我就能第一个把它买回来，我不买的话就把它送去拍卖。总务署肯定是拿到索思比拍卖行的价格来为这把枪定的价。我要是拿到当铺去估价就好了。但是我想要这把枪，只得咬咬牙签了一张支票，只希望阿尔玛看不出其中的奥秘。不料，在计算我们的支票账的时候她看到了这张存根，便找上了我：“科林·鲍威尔，1200美元买了一把破枪！”

我在西翼的日常生活就是不断地提出决策建议，然后上报。考虑的问题范围很广，从在纽约哪个地方举行首脑会晤最合适，直到帮助首脑会晤拟订核裁军条约。到现在我已经摸索出了一套作决策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尽可能挖掘你可能挖掘到的所有情况，然后凭你的本能作出判断。我们全都有某种直觉，而且年纪越老越相信这种直觉。当我面对一个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例如要为某个职务物色人选或者选择行动方针的时候，我总是收集我可能搜刮到的一点一滴情况。我找人来，打电话问人，查阅能找到的一切书面材料。我靠我所了解的知识来滋养我的本能，然后用我的本能来测试所有这些资料。“嘿，本能，这听起来对吗？味道对吗？感觉对吗？合适不合适？”

但是，时间容不得我们随心所欲无限期地收集情况。到一定时候，在我们尚未把每一个可能找到的事实掌握到手之前，我们就必须做出决策。关键并不是决策要快，而是要及时。我有一个判断时机的方程式，即P=40至70，这里的P代表成功率，数字表示已获知的情况的百分比。如果我掌握的情况保证我做出正确决策的可能性只有40％，我便不做决定。但是，我也不等到我掌握的情况足以保证我做出决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