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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他也讲得很清楚:自己在精神瓶颈里已经堵了6年,苦于徘徊,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阶级斗争的论述,点亮了他的心灵。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9月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其实是从8月北戴河会议开始),毛泽东扭转了“三年困难时期”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以来经济上务实、政治上宽松的态势,重新并且更加尖锐地提出狠抓阶级斗争,大力倡导“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64《艳阳天》(3)
浩然说的“恍然大悟”,就是指在他“绕树三匝,无枝可栖”之时,毛泽东上述论述突然给了他有力支撑,使他思想有了落脚点,带来了“观察生活、认识世界”方法上的突破,由此“抓住了生活的一些本质和主流的东西”,创作“前进了一步”。
说起来,这是这位个人精神资源单薄的农民作家,心灵第二次被毛泽东教导所照亮。第一次,是他刚开始尝试练习创作的时候。那时,他握着笔,既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也不知道写成什么样子才算好的文学作品。1952年,《讲话》十周年之际,他从书店买了一本,读后,豁然开朗,从此知道文艺之中何为优劣良莠。
眼下,当他已经积累了很充足的长篇小说创作素材,却苦于没有可以统帅它们的“灵魂”时,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使他的问题迎刃而解。如果说,前面那次浩然是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有关文艺的标准的教诲,这一次,毛泽东教导的作用似乎更加具体一些——他指引浩然解决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思问题。
在今天情境下再读《艳阳天》,无处不在的阶级斗争元素如此刺眼,细看之下,原来它竟是这样一部作品:主题、情节、人物,处处紧扣“阶级斗争”,完全循“以阶级斗争为纲”理念构设而来。
小说中每个人,都贴着阶级标签,都作为某阶级的“代表”出现。萧长春、韩百仲、马老四,是“贫下中农”的代表;弯弯绕、马大炮是“中农”的代表;马小辫、六指马斋是“地富”代表。他们各按“阶级本性”行事,一举一动都验证着“阶级本性”……想必作者落笔之前,便在心里就东山坞这地方绘制了一幅“阶级地图”,每个人物尚未出现,作者就已经替他们安排好了区域和位置,他们始终就在这限定死了的范围里活动,从故事开始到故事结束就注定是那副样子。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图解,细致到丝丝入扣的地步。比如“中农”,浩然很注意他们因富裕或私有观念程度的不同,哪些更保守,哪些略微的不那么“右”;弯弯绕是不可救药的,是要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而马子怀就有些不一样,他虽然想着“发家”,却属于愿意“劳动致富”,对共产党的好处他心里是有数的,只是常常摇摆,徘徊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马立本这个人物,也忠实地传达了“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要点,即,阶级性是一种遗传基因,“阶级敌人”的子女必然也是阶级敌人,即使一万年之后也不会改变。更值得刮目相看的,是这部动笔于1962年冬的作品,居然已以明确的意识,塑造了类似于“走资派”形象——这就是乡长李世丹、合作社副主任马之悦、一队长马连福,他们非常符合后来对“走资派”的定义:在革命队伍中掌握一定权力、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思想变质、唯生产力论……如此等等;他们与萧长春之间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由于上述的构思思路,再读《艳阳天》,对于读者可能是一次颠覆性的阅读体验。这里所指,尚非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理念的不认同。纯粹从为文的角度论,作品对于生活,对于人物,怎么可以这样比划于某种概念,作如此刻板的套嵌与征引呢?写作尚未开始,一切就已经规定、决定好了。作家不需要去探究人物繁奥的内心世界,不需要去领悟生活的丰富性,不需要去面对命运对人性的审视与拷问。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964《艳阳天》(4)
但在当时,《艳阳天》却取得了巨大成功。第一卷出版后,人们在还未看到小说全貌(共三卷)的时候,就异乎寻常地从政治上毫无保留、毫不犹豫发出了赞扬。请看当时几篇评论和报道的标题:《农村青年学习的好教材——评〈艳阳天〉》(北京朝阳区小红门公社牌坊大队第九生产队团支书王桂里,《北京文艺》1965年第2期)、《萧长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胡绪曾,《北京文艺》1965年第2期)、《贫下中农喜读〈艳阳天〉》(佐平,《文艺报》1965年第2期)、《贫下中农的“硬骨头”——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