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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样一种保证安慰我，毋宁是安慰他自己。

父亲一定没想到，他的话深深扎伤了我，莫非连父亲也对我不再抱任何的期望？5个小孩中，父亲爱我最深，我是属于“小时了了”的人物，智慧开悟得早，加上伶牙俐齿、反庆灵敏，人前人后都带给父亲极大的喜悦和满足感。

难道说，仅仅一场病，父亲就认定我这一生一无是处，需要他养一辈子，甚至在他年老之后，再找一个男人接手来养我？我才是让我伤痛的真正原因。

我第一次结结实实地面对自己，不想父亲给我的刺激竟然成了突破困境的契机，蛹能脱困于茧，自有一番天地供它翩翩。

就这样，我为自己走出了一条路。1978年，第7届十大杰出女青年选拔时，一位曾经得过此奖的朋友立意要推荐我，我却执意不肯。原因是家中除父亲之外，无人看重这种事，母亲尤其讨厌我们没事炫耀、乱出风头，弟弟妹妹则拿我穷开心说：“怎么，你要去竟选十大女歌星吗？”因此，尽管朋友把我的推荐书寄了过去，无论如何我也不肯送上资料，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原本我们是瞒着父亲的，终究还是不小心漏了口风，父亲起始大惊，虽然没有责怪我，却明显地看出他的失望。父亲的反应也让我吃了一惊，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他是这样看重这个奖，可惜我轻易放弃了。

我对父亲有说不出的愧疚。

没想到两年后，第8届十大杰出女青年开始选拔时，我突然收到选拔会寄来的一封公函，大意是说，上届有人推荐我，但我未曾寄资料，而他们仍为我保留候选人资格，希望我尽快补送……这几乎是从未有的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从来只听说每届的候选人如过江之鲫，要做大幅度的筛选，没听说还保留名额。正因为如此的不寻常，我开始正在视这件事，莫非冥冥中自有上帝“旨意”？再加上父亲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殷殷期盼，若能得奖，对老父也是一种安慰。

我和妹妹把所有的作品合力整理出来，父亲以他多年案牍的经验，亲自教导我一一分类、贴上标签、编排索引，整整装满一大纸箱。他甚至担心邮政失误，坚持亲自将资料送至选拔会。社区山路难行，箱子既重且大，无法背也无法提，只有捧在手上，而父亲已年届70，但他一点也不以为苦，喜滋滋地说：“为女儿服务，是爸爸的光荣！”名单揭晓后，父亲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四个字形容，一大清早就跑到台北买报纸，他对报贩子说：“你把所有的报纸，每种都给我一份！”这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得了一些奖。每次，他都把报道我的新闻看了又看，把我得奖的照片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举凡向他道贺的亲朋好友，他都要滔滔不绝地复述一遍我的“奋斗史”及得奖经过。

糟糕的是得奖后遗症。在往后的10年间，父亲不论是到邮局寄信，商店买东西，或是到户政单位办事，回来后一定会对母亲津津乐道：“人家都说，我的女儿好了不起哟！”“奇怪，人家怎么知道你的女儿是刘侠？”母亲不解地问。

父亲只笑不语，母亲恍然大悟：“一定是你自己到处张扬的，对不对？”“光然罗！”父亲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更糟糕的是父亲几乎患了“得奖症候群”，某某大学颁给别人一个荣誉博士，父亲竟会酸溜溜地说：“我女儿比他更有资格获得这项荣誉……”总之，不论别人得了什么奖，好像都应该有我一份。好在家里还有一位冷静、理性、视名利如“粪土”，经常把我的奖牌拿去垫锅底的母亲，总算平衡了父亲的“狂热”，没叫我也迷失在其中。

1990年底，我带领残障团体赴大陆访问，会后顺便陪母亲回西安省亲。行前当天，突然接到吴三连文教基金会的电话，主动甄选我为当届社会服务奖的得奖人，颁奖典礼正好在我预定回台的那一天。由于深恐大陆的交通状况不易控制，无法及时赶回，我特地要父亲代我领奖。事后，据朋友形容，当司仪叫到我的名字，只见父亲快步冲上台，兴奋难抑地“标榜”着自己的女儿，惹来台下一片笑声。

只不过，这股兴奋的情绪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父亲就匆匆走了。父亲过世之后，任何奖对我都已失去意义，因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我得奖与否那样在意期盼，并且能与我一起分享荣誉、分享快乐的人了。

前些天，社区一位邻居告诉我，父亲曾对他说：“我这个女儿虽然只有小学毕业，可是比起其他得博士的儿女还要让我引以为傲！”我多么想大声告诉父亲：“爸爸，我所有的奖都是为您得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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