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2/4 页)

中国家，环境与社会的压力表现则是“硬碰硬”的经济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0年，全球最底层25％的人口的收入占全球总收入的比例从下降到了。19今天，全球每年有5　000万人流动到城市寻找生计，通常是由于环境恶化、土地和（前面谈到的）渔业衰退，传统经济难以为继。如此之高的流动比例远远超过了城市经济可以容纳的能力，其结果是，约5亿人处于经常性的失业状况，在非法居住区或贫民窟栖身。20

生态系统不断退化，社会和谐的持续脆弱，这些深层次的失衡不可避免地会相互作用、一再强化。穷人总是承担了工业污染和生态系统恶化所带来的大部分问题，负担完全不成比例。全球贫富极度差别现象持续多年、不断恶化，这也是原因之一。其次，饱受生理、心理和经济压力困扰的人也难以承担引领未来的重任。

这类问题的列举和分析可以没完没了地做下去，列举得越多也就越令人心力憔悴。然而，分析这些问题并不是要寻求面面俱到，而是去寻找系统的视角……看清所有这些问题背后那些更深层的模式，因为这些问题之间粗粗看去似乎并不相关。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2章　我们因何陷入如此困境（4）

这些例子所要表明的是：曾经为我们带来诸多益处的工业系统正在产生着大量的、危险的副作用，这些副作用正在吞没工业系统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我们将面临两种结局：要么我们就当什么问题都没有，继续日复一日、按部就班，听任那些副作用不断积累，直至我们被淹没；要么我们就“退后一步站”，退得足够远，重新思考“我们正在被引向何方”这个问题。请注意，我们这里说的是，首先要做的是“退后一步站”。

无论我们是个人、公司、非营利机构还是政府，在最初认可了刚才讨论过的那些问题的真实存在之后，我们的直觉反应并不是“退后一步站”。而是恰恰相反，它会让我们运用原本制造了这些问题的思想方式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这其实也不大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在现象上，聚焦在河流污染严重、二氧化碳排放太高这些症状上，忽视了这些现象的背后制造了这些症状的影响因素。于是，我们就想出各种办法，试图处理这些症状现象……通常要么就是政府出手干涉的某种权宜措施的组合，要么就是“处理坏人”的问责游戏。

聚焦于“治标”历来是最为方便的办法。吃两片阿司匹林对付头痛不失为一种“迅速而有效”的办法。但如果一个人每隔几天就会犯严重的头痛，这个毛病就可能有更为深层、持久的原因，比如说，过度压力或者是过度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全世界的阿司匹林也帮不上忙。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阿司匹林还可能把情况搞得更糟，因为阿司匹林在缓解症状的同时，可能会掩盖存在更深问题的迹象。长此以往，“治标”方法对问题之“本”的忽视就会导致症状的加深、变坏，也引起了对更强的“对症”治标方法的需求，比如需要“更强”的药物，而这又是原有模式的继续……继续忽视病痛背后的原因。

在大多数的组织发展情况下，这个现象被称为“转移负担”，常用的手段也包括把对付困难问题的责任转移给“其他人”或者是“专家”。企业老总们用这个办法“解决问题”已有多年，他们请咨询顾问来理清他们自己持续不断的管理问题，他们雇安全问题专家来帮他们降低事故发生率。如今，他们聘请环保专家（比如污染控制专家），来试图降低一点烟尘的排放。

我们数十年来持续向专家“转移负担”。其结果是，当我们今天面对水、废弃物和有毒物质、能源和社区健康等问题时，许多人把这些问题当做是“别人的问题”。商业人士往往执着地认为政府管制效率低下，但与此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坚定地主张，这些问题应该由政府去动手解决。许多人并不是主动与政府协作，努力寻求解决根本问题的创新方法（图中，下方的环形部分），而是把负担转移给院外游说团体，后者努力奋斗的却是“保持现状”（图中，上方的环形部分）。

图？转移负担给“内行”专家

当然，政府领导人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治标”的专家班子，像政府中与环境相关的部门，就是政府领导人转移他们的“负担”的地方。这些部门往往与其他政府核心部门（经济政策、外交政策、税务和国土安全等）没什么交往，它们的行动也因此而收效甚微。

但是，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再能把负担转移给他人了，没有多少时间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