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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门乔的小办公室相比,我的办公室显得拥挤但更有家的感觉,她的地方一向东西不多,此刻更是徒剩空空的四壁。地毯不见了,她那些照片也不见了,甚至连书桌都不见了,仿佛一个“自己动手”计划在即将大功告成之前突然被放弃了。乔的痕迹被彻底清除出这个个房间,有那么一会儿我对布兰达·梅赛夫产生了一股无名之火。我记起每当我自作主张做了什么母亲不同意的事,她老人家总是说:“你是不是有点儿做过了头?”对乔小小的空间如今的境遇我就有这种感觉:把它清理得只剩下墙壁,梅赛夫太太真有点做过了头。
也许并不是梅赛夫太太把它们清理掉的,那不明飞行物的声音说,也许是乔自己做的。有没有想过,傻瓜?
“开玩笑,”我说,“她为什么那么做?我才不认为她会预感到自己的死。再说她还买了……”
但我不想说出口,不想大声说,这好像是一个坏主意。
我正要转身离开,突然一股凉风令人惊讶地穿过闷热的暑气,擦过我的脸颊,不是我的身体,仅仅是脸。这是一种相当奇异的感觉,好像两只手轻轻抚摸过我的双颊和前颊。与此同时我耳边听到一声叹息……但这么说也不确切,它像是擦耳即过的喃喃低语,好像有人急匆匆地说了些什么。
我一转身,指望看到房间的窗帘被风吹动的样子……但它们一动不动地垂着。
“乔?”我说,听到她的名字让我浑身发抖,差点把录音机掉在地上,“乔,是你吗?”
没有动静。既没有幽灵的手抚摸我的皮肤,也没见到窗帘动一下……如果真有风的话,它们一定会动的。只有一个满脸淌汗腋下夹了个录音机的高个子男人站在空房间的门口……但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真正意识到莎拉—拉弗斯里并不是只有我一个。
那又怎么样?我问自己。就算事情是这样,又怎么样?鬼还能伤害到谁?
那是我当时的想法。
当我午饭后来到乔的工作室(她带空调的工作室)时,我对布兰达·梅赛夫的感觉好多了——说到底,她并没有做过头。乔的小办公室里我记忆犹新的东西——镶了镜框的她的第一块阿富汗披肩,她的绿色织毯,还有也装在镜框里的缅因野花招贴画——都被挪到了这儿,连同几乎每一样我此刻记得起来的东西。梅赛夫太太的做法像是在说——虽然我没法减轻你的痛苦让你忘记悲伤,也没法不让你触景生情,但我至少能把让你伤心的东西移到同一个地方,这么一来你就不会突如其来、毫无心理准备地撞上它们而难过了。我只能做到这些。
这里没有一面墙是空的;墙上挂满了我妻子心灵和创造力的结晶。这里有编织作品(一些是认真的,另一些则是随性之作)、蜡染、手工布娃娃、一幅用黄、黑、橘色丝绸贴成的抽象拼贴画,以及她拍摄的花卉照片;在她的书架顶端甚至还放养一座尚待完工的作品,那是莎拉—拉弗斯本人的头像,用牙签和棒棒糖杆子做成的。
工作室的一角放着她的编织机和一个小木柜,木柜门把手上挂着一块标签:“乔的编织!请勿触摸!”另一个角落里放着她尝试过一阵子的班桌琴,她最后还是放弃了,说琴弦害得她手指头疼。第三个角落里搁着一根爱斯基摩的船桨和一双磨损了的溜冰鞋,鞋带顶端挂着紫色的小绒球。
房间正中的旧拉盖书桌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我们一起在这儿度过的那许多夏天、秋天还有冬天的周末里,这张桌子上总是散布着线轴、线团、针垫、草图,或许在有一本关于西班牙内战或美国名犬的书。有时候乔安娜让人操心,至少对我来说,因为无论她做什么都不会遵循真正的系统或秩序;有时候她也可以变得强有力,甚至是专断的。她绝对是个丢三落四的人,这一点永远体现在她的桌面上。
但不是现在。我可以想象梅赛夫太太把那些东西从桌面清走了,统统藏到那边的塑料罩下面,但这难以置信。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没有必要。
塑料罩下面有样东西,我伸手去摸,就在离它一两英寸的时候手发抖了,一个旧日的梦中情景:
把那个给我,那是我用来挡灰的。
从我脑海中掠过,就像那阵拂过脸庞的轻风。这情景紧接着消失了,我揭去那层塑料罩。底下是我曾经用过,但很多年没有再想起过的绿色IMB打字机。我向前倾了倾身,才看到——但在看到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上面的打字球是我曾经最喜欢的书信字体。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的旧打字机怎么会在这儿?
乔安娜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