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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原来在新疆的一个军事基地工作，我在真正的山沟沟里长大。小学四五年级，我刚接触文学的时候，正是伤痕文学盛行

飘来飘去的女人的时候，同时外国文学名著被大量介绍进来，《茶花女》、《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我看不懂，还是什么都借来读，囫囵吞枣，从此变得多愁善感，很忧郁。我觉得我“一生”的不幸都是读这些书造成的。我上初中后，我们家搬到了一个美丽的苏北小城。教室的窗户上有铁条。很长一段时间，我下了课就扒着铁条往窗外看。我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看到大山，看到我们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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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窗外就挡着一堵围墙。我觉得班上的同学太幼稚了，于是和一个大一点的同学相约出走。走之前，我们给家里写的一张字条丢了，被班上一个同学捡到了，交给了老师，一下子引起了轩然大波。你想不到吧，这个人后来成了我的丈夫。中专毕业，分到一家工厂。按理我去了应该做我的专业。但那些位置早就被有门路的人占满了。我进了车间，一个很苦很苦、要做体力劳动的车间。数九寒天，车间的墙透着风，我们几乎是在冰天雪地里干活。手冻僵了，用油漆罐打一罐热水，泡一泡，再干。又冻僵了，再泡一泡，直到热水变成了冰，敲敲，倒了，再打一罐热水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信，就是捡到我的字条的那个人张小俊写来的。他为把字条交给了老师而道歉。看了信，我去找他，联系上了。一来二去，谈起了恋爱。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和他结婚。经过６年的苦恋，我们终于结为夫妻。一旦结了婚，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经常吵吵闹闹。我对工作一直不满意。当时刚开放，去南方打工的人很多。父母的战友在广州，说，这么苦，不如来广州打工。我去了，开始感觉挺好的，但很快就想家了。收到妈妈第一封信，还没拆，眼泪就吧嗒吧嗒往下掉了！我的工资都用在往家里打电话了。加上那个时候广东人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人，骂我们“大陆妹”，我心性高，愤然回了小城。　二飘北京我进了一家商场，做得很努力。但这家商场不是看你是否做得好，而是看你是否有关系、有门路。我再努力，总是受到排斥，总是得不到承认，很压抑。做了四年，实在呆不下去，辞职不干了。我开了个小书店，因为一直喜欢看书。有个朋友开了个酒店，让我去帮忙。我一向讲义气，去了，把我自己的书店搞荒掉了。这期间，我们有了一个女儿，夫妻真正的矛盾开始了。他说我总是颠簸来颠簸去，太不稳定，增加了他的经济压力。我很讨厌夫妻之间为了钱吵架，何况我从来没用到他的钱。我觉得我们的婚姻亮红灯了，我想逃。我提出去北京，学美容美甲，掌握一门手艺。他不同意，我没理会，去了，学了。我想留在北京，因为北京的文化氛围好、发展空间大，我比较喜欢。教美容的老师介绍我去了一家美容器材公司。我什么都不懂，也就什么都不怕，抱着一堆材料去医院、去美容院推销，还真办成了一些。但我太笨了，公司里两个人，一个姓王，一个姓钱，这个叫我干这，那个叫我干那，干了一个月，哪个是真正的老总我都没搞清楚。２０００年春天，南京开行业交易会，姓钱的带我们几个一起来南京办展。我怎么做，他都不满意，经常讲得我流泪，连两个小姑娘都说：“芳姐做得不是挺好的吗，你干吗老是说她？”原来，王总是正的，钱是副的，一直想跟王争。我听他的，也听王的，他就整我。我的身体累坏了，他说：“你回去把你自己的事情解决了再来，解决不了就不要来上班了！”他知道我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怎么这时候让我回去解决呢？　我回了小城，张小俊请我吃饭。我说：“我现在身体很差，你对我更没兴趣了吧？”我是和他开玩笑，没想到他说：“你知道就好！”我一愣。后来无意中我又跟他开玩笑：“你是一个医生，可以养活我。”他破口大骂：“你好意思，什么年代了，谁养活谁！你总是飘来飘去的，总是没有稳定的工作，太让我讨厌了！你花我的钱，其实是花女儿的钱！我得养活孩子！”我想我们的婚姻真的到头了。离婚正式进入了状态。我很快写了协议，给他看，他说：“不用看了，我相信你。”他是个医生，收入比较稳定，生活也比较安定，而且他也很喜欢女儿，女儿给他。再飘广州办完离婚手续，杨芳刚拿到“绿卡”，接到了钱总的电话，说公司在广州办了个点，让她去。张小俊很轻松地叫女儿“跟妈妈说再见”，孩子小，还不懂事，挥挥小手：“妈妈，你一定早点下班，别晚了下班！”杨芳哽咽着说：“我心里酸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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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知道，我这一上班，就永远下不了班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