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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侍从室作幕僚长，其中又有八年抗战，因此日记所记应该是与这段重大历史有关的真实纪录，是第一手史料，弥足珍贵。不仅具有参考价值，也有研究价值，更兼有欣赏价值，仅就这150余万字的小楷而言，笔力苍劲，文字简洁又传神，常常一句话，三四个字，就把事物写活了。我仿佛看到一位老人在深夜奋笔疾书的情景，在笔下喷吐出他的内心世界，为后代留下了多少宝贵的史料啊。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文胆”，其首要任务当然是为蒋起草重要文告，自1927年春在南昌第一次见蒋介石，为蒋起草《告黄埔同学书》以来，以后，凡蒋的重要文告，差不多都经陈布雷之手，诸如1928年6月随蒋去北平，为蒋起草《祭告孙总理》文，1934年9月，秉承蒋的旨意，起草《敌乎？友乎？》长文，这篇长文因为非常敏感，在国难当头之时，“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鲁迅先生语），蒋介石和陈布雷商议后是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在1934年10月号的《外交评论》上。1935年以后日记记录的是抗战8年中的重要文告，如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的50岁生日，蒋介石自己提出要写一篇《报国与思亲》。以往重要文告一般由陈布雷两三天内写成后，经反复修改就以蒋介石名义发表在报纸或广播，惟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回来，陈布雷除了为蒋起草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词以外，就是为蒋介石编写《西安半月记》，全文也仅一万几千字，初稿写就也不过两三天工夫，但反复修改，从1937年1月改到4月，陈布雷心情烦躁。日记中有详细的记录。陈布雷为蒋起草文告最最顺利，影响最大，使蒋介石在国内外赢得较好名声的是抗战爆发的一些文告，如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后，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的《最后关头》一文，蒋介石慷慨激昂宣布：“……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些名句，对于动员全国人民抗战起了鼓舞作用。最最著名的，是1938年陈布雷在武汉，在日机轰炸下，为蒋介石起草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这篇6000字的文告陈布雷确是倾注了全身心写就的，当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评论该文谓：“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告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陈布雷对自己这篇为蒋起草的文告也甚满意。这篇文告用五种语言，向国内外广播，海内外各报，一律在头版头条刊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赢得了国内外读者的赞扬，日本方面由此一方面加紧对汪精卫的诱降，一方面再也不以蒋为对手诱降，而是加紧轰炸，必欲置蒋于死地，甚至连蒋的老家溪口也轰炸得一塌糊涂，将蒋的元配夫人毛氏也炸死了。

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文告，真可谓呕心沥血之作，而且连日抱病写作，他在1939年“一月份之回溯”中记载：“本月共卅一日，适当汪变发生之后，舆论复杂，人心激动，中枢处理此事，甚费苦心，二十日以后举行五中全会，先后十日，故本月中起草文字及奔走接洽之事较繁，全月共见客六十人，访友九次，出席招待中央委员会会餐五次，阅定普通讲话稿四篇，起草重要文电九件，核阅对外谈话稿一件，为蒋夫人改定论文五篇，修改全会中关于国际问题讲演一篇（惟果起草），修改告教育界及士绅书一件，撰拟全会开会词一篇，又闭幕词初稿一件，参加起草全会宣言（先后修改四次），又修改精神总动员纲领二次，核阅提案及计划方案等文件……”—月之中就接待了60位客人，开会、会见50多次，起草改稿达30余次，工作量确实是超负荷了，而这种政治文告使陈布雷觉得“最感支绌之苦”，于是陈布雷也会在日记中发点小牢骚，如1939年10月6日日记记：“……三时醒动笔，题目太大（注：起草告国民书）而委座所欲容纳之词又似太细小而具体，安排斟酌甚苦……”但是蒋氏夫妇对陈布雷是厚待的，所以陈布雷在日记中说：“……得电话准许并嘱静养，其曲加体谅处，令余感动于心……”戴季陶告诉陈布雷说：蒋先生对其说过，最苦劳的是布雷了。于是陈布雷又感激涕零，特别是陈布雷50岁生日，1939年的12月24日，蒋介石亲笔给陈布雷写了祝寿词，陈布雷在12月24日日记中记：“……奉委员长手示，以余明日生辰，手书‘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字相赠，瞻对感激，作一长函报谢，午刻，蒋夫人制作饼饵相贻，亦函致谢……”

一点感想（代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