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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账目，发现所做账本不规范。行里的两位同志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帮他重新整理。应健雄认为方培林对金融懂得不多，而整个金融的运作也不合常规，钱庄里甚至连个保险箱都没有，资金的周转主要靠手头十来个做买卖的人作为固定客户支撑着。

考虑到方兴钱庄在当地的影响，如以强制手段取缔，肯定会造成客户的损失而产生社会混乱，所以银行决定在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也实行利率浮动，改变了以往的服务方式，成为由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在全国率先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地区，欲以此与方兴钱庄竞争，挤掉钱庄。

1989年，出于自身经营状况的原因，坚持了5年之久的、带有半地下色彩的方兴钱庄自行关闭。方兴钱庄由于业务发生额不大，且都是短期存贷，加上方培林对客户的认真负责，关闭后的扫尾工作做得相当出色，没留下任何令人不满意的纠纷。

温州“地下钱庄”的出现，凸显了“民间金融”或“草根金融”性质的非法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它到底是钻国家金融制度空子的蛀虫，还是国家金融制度的有益补充，对当时的意义，值得进一步去探讨。当年方兴钱庄的设立，在客观上对温州试验区的金融体制改革起了推动作用，由此将中国千百年来就存在的民间借贷从地下引到地上，平抑了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将民间资本在一定程度上纳入国家金融监管领域。2005年，温州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民间融资管理的意见》，加强对温州民间融资的管理。这是温州第一次用政府发文的形式“堵疏结合”规范民间资本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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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7）

温州地区肥沃的私营经济土壤，从一开始就为民间金融的萌生提供了最好的养料。一种被称为“抬会”或“排会”的信贷交易方式长期存在。私营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为了解决一时的资金短缺，不得已便以这种民间的方式进行互援自救。它最初出现在几个人之间，各人都出一笔钱，形成一个互助性的“会”，用钱的人付给其他人高于银行的利息。有资料显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这种抬会的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已超过了3亿元，成为当地私营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资金动力。金乡徽章厂厂长陈加枢——也就是那位因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名气颇大的老温州回忆说：“当时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以借到1000万元。”

当时，方培林钱庄的尴尬处境，似乎给他的随行者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信息：进入到规范化的金融行业的大门紧闭着，可任何大胆的尝试——哪怕得不到法律的认可——都将是被默许的。

于是，在方兴钱庄开张的一年后，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在温州全境爆发了至今回忆起来仍让人不寒而的“金融抬会大灾难”。

抬会一开始只是一种民间的融资信贷，有些抬会会主原本也是想学方培林搞私人钱庄的。可是，常规的信贷效益毕竟太低了，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资。先是小心的尝试，继而变成大胆的扩展，在滚滚而来的金钱与永远填不满的欲望之间，一种新的特定含义的疯狂的金钱游戏开幕了。

叶三凤是一个快40岁的很会算计的女人，在镇上开了家杂货店。在别人的怂恿下，她也办起了一个抬会。她的那一套规矩在当时是最流行的：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从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付12个月，计10。8万元；第13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则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最大的风险在第一年，会主要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六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第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18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

一个“不可能的游戏”，在侥幸、狂热和从众心态的驱使下，如火如荼地玩了起来。叶三凤最风光时每月可净收入120万元。仅乐清一县，像叶三凤这样的抬会会主就有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万人，会主年收入1970万元。在两年时间里，温州所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参加，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

一位经历过当年事件的老人描述说：“钱收进来，先在墙两头放着，不出两个时辰，两头的钱就连在一起，一上午整面墙堆满了。到了晚上一间房子